| 追昔撫今瞻未來 承前啟后譜新章 |
| 太原作為“晉商之都”的歷史、現實與未來 |
| ——“晉商之都”學術研討會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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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08月28日09:43 來源：《太原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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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晉商文化藝術周”活動即將開幕，市委宣傳部邀請8位專家學者於8月21日，舉行了“晉商之都”學術研討會。他們圍繞“太原作為‘晉商之都’的歷史、現實與未來”的主題，各抒己見，既為“晉商文化藝術周”提供了理論支撐，也對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打造“晉商之都”，提出了許多很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現將市委宣傳部事業處整理的諸專家學者的論述摘編如下，以饗讀者。
“晉商之都”及其建設
對“晉商之都”的看法，有以下三點：
一、區域劃分。應當首先弄清楚：晉商作為一個社會文化經濟現象，它產生的歷史時期是什麼時期，那時的太原是什麼區域范圍，我們現在打造的太原“晉商之都”又是什麼區域范圍。如果晉商活躍在社會經濟舞台的特定歷史區域是在太原，那應該是指太原府。太原府除了是一個行政轄地之外，也是經濟非常活躍貿易非常繁榮往來非常頻繁的地區。晉商除了財東、總號、票號在祁縣、太谷一帶外，還有大量的或者說更多的經濟社會活動是在太原。晉商在晉中一帶更集中的提法是對的。但從區域發生的角度來說，他們屬於當時的太原府。所以我們要搞清，我們所指的是現在的太原市，還是歷史上的太原府。現在的太原市，在晉商后期發生了一些變化，尤其是近代工業的興起，它的資本構成大部分是晉商的積累，包括近代教育的興起，也與晉商有很大的關系。我們現在所說的太原市，是當時太原府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晉商活動非常頻繁、非常繁榮的地區。如再把現在太原市的區域范圍擴大一點，從太原府的角度來看，晉商的典型性就表現得更為充分了。
二、時間概念。如果問晉地商業的最早發達地，或者山西貿易和運輸最有代表性的起源地，答案應該是運城鹽池。如果從晉商的經營范圍、貿易特色來看，可以劃分為四個區域，即北部雁同地區，以茶馬為典型﹔晉南或河東地區，以鹽業為主﹔晉東南潞澤地區的鐵器和絲綢比較集中﹔太原地區則以服務業和金融貿易為主。如果我們把晉商同山西商業最典型的發源結合來看，可能會覺得它與太原關系不大。但如果從發展過程來看，太原作為“晉商之都”是無可厚非、無可爭議的。
三、從中外文化經濟交流來看，太原是非常重要的樞紐點。關於絲綢之路，有人說它的東起點在西安，有人說在洛陽，這是可以商榷的。但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絲綢之路的絲綢從哪裡來？絲綢主要從山西來，生產地也包括太原地區。元定都北京之后，太原是絲綢之路經西安到北京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樞紐點。太原往來商人特別是西方商人極多。他們來中國時，一般都是一個龐大的團隊。即使是政府派出的使節團，也有大量的商人跟隨。這些商人到了內地之后，如敦煌、酒泉等地，其中一部分留在那裡，剩余大批人接著走，從西安、運城、臨汾、太原到河北然后一直到北京，這個路程上的一個重要樞紐就是太原。太原曾發現過古羅馬的錢幣，這是非常有說服力的証據。運送絲綢向北方或西方走，太原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中轉地。再說茶葉，通過蒙古、俄羅斯到歐洲，太原也是非常重要的樞紐點。在中國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有兩條最重要的商路：絲綢之路和茶葉之路。商路也是文化之旅。它實際上有一個很重要的交叉點，這個交叉點就在太原。貨物來太原不單純是轉運，還有相應的文化活動、貿易活動和金融活動。在經濟貿易交往的過程中，除了政府行為，更多的是商業行為，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做買賣”。就區域來說，太原處於山西的中心地帶，就交通來說，它是非常重要的樞紐地帶，就物流來說，它是一個“旱碼頭”，從黃河磧口運輸來的貨物商品，先來到太原，再從太原向東南西北發放。
以上三點說明，太原作為“晉商之都”是有歷史依據的。
如何打造“晉商之都”呢？一、加強基礎性研究。要加強學術性研究，找到更多更充分更令人信服的証據。目前這方面的工作還比較薄弱。二、加大宣傳力度。人們普遍認為晉商是在晉中，這當然是有事實依據的。但這和旅游的開發、文藝作品的影響是分不開的。我們在文化宣傳、文化活動方面也要做一些工作。三、城市文化品位的塑造也很重要。（杜學文/山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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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與“晉商之都”
晉商是指明清時期的晉商。從地域上講，從時代上看，歷史上都有晉商，即山西籍商人均可謂晉商。但從時間上講，我們現在所講的晉商是指明清時期的晉商 （現代晉商已習慣稱新晉商）。那麼，為什麼晉商特指明清晉商呢？因為此時代的晉商不僅僅是海內最富、財力雄厚、活動面廣、經營范圍廣，更重要是它具有新的經濟因素，即已成為地域性商人集團，這是以往歷史上沒有的現象，它反映著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社會經濟發生的變化。此說理由與根據有四：一是有了會館，二是創建了聯號制，三是創建了兩權分離制，四是創建了人身頂股制。
——所謂會館，是以地緣與紐帶形成的鬆散的商人群體。明清時期山西會館遍布全國各大商埠，計300多個，它的功能主要是：聯絡鄉情﹔維護同鄉同行商人利益﹔祭祀神祗，尤以關公為主﹔慶典活動場所。
——所謂聯號制，就是對所經營的在各地不同行業商號以子母形式進行管理。如太谷曹氏勵金德賬房管理在江南各地商號，用通玉賬房管理在東北各商號，三晉川商號管理在山東各商號。如勵金德轄彩霞蔚綢緞庄、彩霞蔚轄張家口錦泰亨、黎城瑞霞當、榆次廣生店、太谷錦生蔚。各號之間又可酌盈濟虛，相互支持。
——所謂兩權分離，即資方聘任經理后，不再干預號事，由經理全權負責，這已是近代的經營制度。
——所謂人身頂股制，即資方出資頂股，經理、伙計按資歷能力也即人力頂股分紅，從而調動了員工積極性。
上述四方面都反映了明清晉商經營制度已有一定組織形式，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后期新經濟因素的出現，具有近代經濟意義，所以受到學界的重視。
那麼，太原與明清晉商之間是什麼關系呢？首先，我們應以歷史眼光看，明代太原府領五州二十縣，包括今天的忻州所轄，晉中、陽泉、呂梁部分地方，如代州、寧武、偏關、河曲、保德、興縣、嵐縣、崞縣、原平、五台、靜樂、定襄、忻州、壽陽、平定、離石、中陽、文水、祁縣、交城、清徐、太谷、榆次、陽曲。清代太原府轄一州十縣包括陽曲、清徐、交城、榆次、太谷、文水、祁縣、岢嵐、嵐縣、興縣等。清代的山西還包括今呼市的歸綏六廳，包括察哈爾部分的朔平府，部分察哈爾地區和豐鎮的大同府均屬山西巡撫管理。
在清代晉商中，票號有三大幫，其中的祁縣、太谷二幫均為太原府轄。可見，太原府是當時晉商的重要基地，這是其一。
其二，從業務經營上講，太原府商人是晉商中的主力軍。漢口是長江沿岸大商埠，工商業繁華。據光緒年《漢口山西陝西會館志》載：山西陝西駐漢鎮各業有：太原幫、汾州幫、紅茶幫、合茶幫、卷茶幫、西菸幫、聞喜幫、雅幫、花布幫、西藥幫、土果幫、西油幫、陸陳幫、皮貨幫、眾賬幫、核桃幫、京衛幫、均煙幫、紅化幫、當幫、皮紙幫、匯票幫等。在這23個商幫中，以地域劃分者僅太原、汾州、聞喜三幫，其余皆行業幫，而各幫中皆以太原幫為首，充分說明太原府商幫在晉商中發揮著主軸作用。
其三，明清晉商活躍，太原府自然是中心地。例如光緒年間山西開展征回礦權運動，先在太原興起了罷課、罷市示威游行活動，之后才征回了礦權。山西最早的近代工業是火柴業，山西火柴局創辦於光緒十八年（1892年），地址在今三橋街。光緒二十一年（1903年）改由祁縣富商經營，更名為雙福火柴公司，這就是官辦資本工業轉變為民族資本工業的開始，並由此一度帶來了全省火柴工業的發展。隨后又在聞喜、平遙、新絳、汾陽開辦了火柴公司，迎來了山西火柴工業的黃金時代。以上可見，歷史上的太原府作為全省首府其中心輻射作用自不待言。
在如何打造“晉商之都”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太原作為歷史上的“晉商之都”，其歷史經驗值得當今太原社會經濟文化起飛借鑒。因此要做好歷史上晉商經驗與現代新晉商的有機結合。舉辦晉商文化藝術周就是很好的做法，希望今后進一步做下去，進一步做好。（張正明/原山西省政協副主席、晉商研究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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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之都”的歷史與現實
太原作為一座建城2500多年的歷史文化名城，其特色大致可以概括為 “龍興之地”、“和睦之邦”、“晉商之都”、“錦繡之城”，分別體現了它在歷代政治變革、民族融合、經濟發展、文明進步中的獨特地位和重要作用。而其中“晉商之都”更是一個不可磨滅的輝煌文化標記，集中反映出這座城市寬廣博大的胸懷、創新進取的精神、朴實誠信的品格和與時俱進的姿態。“晉商之都”形成的歷史必然
自古以來，太原因其北通塞外、南接中原、東鄰燕趙、西向大漠的地理位置，成為中國北方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交匯融合，以及中外商貿、文化溝通交流的黃金地帶，從而在中國古代的對外開放和經濟、文化交流中佔有重要地位。
及至明清時期，晉商逐漸興起。太原先后是撫署和府治所在地，祁縣、太谷等晉商大戶聚居之地均在其轄下。當時許多商家出於同政府交往和擴大業務的需要，紛紛在太原設立辦事機構以及總部分號。城內商鋪林立，會館雲集，物流潮涌，交易活躍。作為山西省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和中國北方的商業重鎮、交通樞紐，太原不僅是溝通南北、銜接東西的物資集散地和中轉站，而且是商界政界人員的活動中心，是集金融、交通、游樂、餐飲為一體的服務中心，與各路晉商的經營活動、對外貿易、社會交往、生活起居等，都有著十分密切的關聯。如果把晉中地區看作晉商的“發源地”，把晉西北及其以外地區看作晉商的“發跡地”，那麼太原則當之無愧可稱為晉商的“中心根據地”。
由此可見，“晉商之都”的形成，發端於明清山西商幫的崛起，得緣於太原獨特的區位優勢和深厚的文明基礎。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晉商之都”這一地位的確立，既是由多種客觀因素所決定的，同時也是一個漫長的演變和積澱的過程，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晉商之都”發展的現實訴求
在改革開放、科學發展的歷史條件下，太原如何承前啟后、繼往開來，把過去的榮耀變為今日的輝煌，打造一個充滿自信和活力的現代“晉商之都”，這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
首先，從城市的目標定位上，太原提出的建設新型工業基地、特色文化名城、現代宜居城市的宏偉藍圖，與“晉商之都”這一特定概念聯系起來，要求它具備先進而豐富的產業形態、獨特而鮮明的文化表征以及和諧、宜人的社會和生態環境，從而為當代晉商發展提供優越條件，使之真正成為他們心目中的“精神家園”和“創業樂土”。
其次，從城市的功能定位上，發揮服務全省、影響全國、吸引世界的作用，就是要以開放進取的積極姿態，把繼承優良傳統與順應時代潮流結合起來，通過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能源原材料及裝備制造業和文化旅游業，聚集和吸引省內外、國內外的商家和客流，形成匯通天下、業及五洲的局面，塑造“晉商之都”的嶄新形象，譜寫“晉商之都”的嶄新篇章。
再者，從發展戰略定位上，還需要進一步審時度勢，拓寬視野，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牢牢抓住新一輪經濟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機遇，憑借太原承東啟西的位置和自身具備的優勢，努力打造“大太原”經濟圈，承接東部產業轉移和科技轉化，實施資源整合和產業延伸，從而有力促進中部崛起，並對西部開發產生輻射和影響。可以說，太原在整個黃河中游經濟區的引領作用，關系到城市的未來發展，也是新世紀“晉商之都”續寫歷史、再創輝煌的戰略舉措。“晉商之都”昭示的文化價值
“晉商之都”概念的提出，是從特定區域的角度出發，對晉商文化品牌的深入解讀。通過研究“晉商之都”這一獨特的文化現象，可以進一步領略晉商文化的本質和內涵、源流和發展、價值和意義、傳承和推廣，從中獲得許多有益的啟示。
第一，“晉商之都”體現了晉商精神與城市人文精神的有機結合，為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提供了載體。以“勤奮節儉、明理誠信、精於管理、勇於開拓”為主要內容的晉商精神，是晉商文化的精髓和內核，也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太原作為“晉商之都”，它所確定的“兼容和諧、誠信卓越”的城市精神，與晉商精神一脈相承，同時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揚和發展，從而集中體現了建設集三晉文脈和現代氣息於一體的特色文化名城的要求。
第二，“晉商之都”反映出經濟與文化之間的互動相融關系，對樹立“大文化”觀念具有積極意義。從歷史上看，晉商現象就是經濟與文化相互交融的產物。依托經濟來彰顯文化，憑借文化來提升經濟，昔日的晉商已經提供了成功的典范。今天，在經濟文化一體化的時代背景下，審視“晉商之都”的歷史成就和現實意義，就更應當自覺運用“大文化”的觀點，才能促使文化融入大局之中，發展引領作用，提高城市的整體素質和發展水平。
第三，“晉商之都”集中和整合了晉商文化的相關資源，有利於文化生產和文化創新。山西全省乃至國內外有關晉商的典籍資料、實物遺址和研究成果多不勝數，為晉商題材的文化生產和文化服務提供了豐富多樣的資源。在這種情況下，“晉商之都”需要發揮自身優勢，大范圍整合並有效開發利用晉商文化資源，打造精品，強化品牌，切實推動文化產業的重要發展。近些年來，太原作為省會城市，在這方面做了積極的探索，並取得初步成效。今后，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緊緊圍繞“晉商之都”的概念，在形成知名品牌上做文章，在促進文化產業主要門類上下功夫。通過作規劃、建平台、立項目，力爭使太原成為“華夏文明看山西”文化旅游服務中心，國際晉商文化研究和展示中心以及區域性出版、影視、演藝、會展中心，用先進文化創新城市建設，為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興起文化建設的新高潮，實現由自然人文資源大省向經濟強省、文明強省的跨越做出更大的貢獻。（盧 渝/山西建設文化強省規劃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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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晉商之都”的歷史思考
“晉商之都”這個概念的提出，本身即証明晉商研究的理論水平上了一個檔次，它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整合提煉出來的。作為歷史研究人員，覺得這個提法還是科學的，能經得住歷史的考驗。這個概念的提出恰逢其時，對晉商研究具有階段性的裡程碑意義，對過去、現在、未來都有一定的指導性。
現就如何打造“晉商之都”談一些想法。
城市概念中，既包括商業，又包括建筑。每個城市都有自己不同的建筑特色，不同的人文內涵，所以我想打造“晉商之都”要在建筑方面多做一些文章。晉中的晉商之所以被炒得這麼熱，除了理論研究支撐，不斷推出新的研究成果之外，還因為它的建筑，就是一批晉商大院的存在，包括票號的存在。這些實物存在對“晉商之都”的概念有一個支撐作用，有時候跟文字資料的價值是等同的。就打造“晉商之都”來說，太原本身的建筑、藝術、店鋪、商宅、大院、教堂、學堂，應當引起關注。太原建筑的特點是商鋪較多。許多老字號雖說門面不大，店鋪不大，但它是代表那個時期的產物，用這一點來反映晉商成果，反映晉商之都的豐旺顯得尤其重要。像華泰厚、亨得利、益源慶等一批老字號，本身代表晚清時期山西商人的經營成就、文化理念，應該給予充分重視。
我們在開發“晉商之都”的時候應該考慮宋代太原街市的形成，如羊市街就是在那個時期出現的。太原建設“晉商之都”與晉中的晉商研究有一個不同的地方就是：晉中晉商指明清時期輝煌五百年，而太原則可以把宋代的商業也作為一個關注點，這樣就把山西人經商的歷史往前提了一下，並能顯示出“晉商之都”的特點。為什麼在現代人看來明代的晉南商人沒有晉中商人發展的好，實際上就是因為年代久遠以及戰亂等因素，致使晉南保留下來的晉商遺跡比晉中要少的多。但太原卻可以尋找到這些街市。當時的太原街市都是以集市、貿易命名的，通過對太原宋代商人的研究，能更好的充實晉商的內涵。
太原的近代工業遺存也應該是一個亮點。在我們的概念裡，晚清、民國時期的企業家也可以算商人，就像現在一樣，新晉商還是可以包括企業家的。除了服務業、金融貿易業外，晚清到民國的近代工業，還有實業遺址也比較多，值得引起重視。還有一點就是，我們把舊的遺址弄出來，古為今用，為未來使用，必須要有一個好的設計理念。從奧運場館的設計來看，它設計了一條中軸線，從奧運場館一直到天安門，整個串起來，體現的是一種將過去與現代連接起來的設計理念。我們在開發的時候如能兼顧到舊的遺跡、店鋪將會更好一些。
前兩天碰到青海社科院的同志，說他們那兒有人也在研究晉商，但很不夠。他們將山西票號的伙計叫“山西鈔娃”，這個叫法已經叫了好多年了。我們太原建設“晉商之都”，能不能也引進一個品牌，就叫“太原鈔娃”，將整個山西人明清時期去西北經商的活動歷史賦予其中，或許可以做出些文章來。（孫麗萍/山西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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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行政區劃看“晉商之都”的建設
我國的省級地方建制，產生於元代，但是，元並沒有置山西省，山西省的設置始於明初，當時名“山西行中書省”，后改為“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習慣上則稱為“山西行省”。因為山西省這塊“表裡山河”春秋時大部為晉國所屬，春秋戰國之際為魏晉、韓晉、趙晉三家共有之地，所以又有“晉”和“三晉”之簡稱。由此而論，山西商人被稱之為“晉商”，從地方建制的嚴格意義上講，似應為明初以后的事情，而不應在此前。
明以來，太原府作為山西省的省城或省會，歷經明、清兩代，約540余年。民國雖廢府制，太原府不復存在，但新置之太原市仍是全省最高機關駐地，省城地位未變。共和國創建，太原市為省、地兩級領導機關所在。以此而論，太原作為山西省省會，已有640多年的歷史，說它是明以來全省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的樞紐或中心，當不會有異議。然而，在對晉商的研究上，卻始終不見或鮮見晉商與太原之關系，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或詫異。
在許多研究晉商的文字和資料中，專家學者們認為：“山西人經商的歷史也很悠久。中國商業的起源，同鹽有著密切的聯系。山西河東解州的鹽池，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經濟基礎。如果說中國最早的重要商品是鹽，那麼，中國最早的商人就是山西的鹽商——晉商的始祖。……然而，山西商人真正的崛起，成為國內勢力最大的商幫並走向世界，則是在明清時期。（見《晉商史料研究·綜述》）”
他們認為：晉商 “濫觴期歷史跨度很大，從戰國至元末。……發跡期起於明代，大約應是弘治至萬歷年間。……鼎盛期，從明萬歷至清道光初年，晉商一直在全國商界領先。但在晉商內部卻有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經明末至清初，晉商的中心區域由南向北推進，晉中盆地商人崛起，逐漸超過晉南和晉東南商人，取得了代表晉商的資格。輝煌期，從道光初年始至光緒末年，晉中商人創辦的票號業，將晉商帶入金融領域，並一度操縱了全國的金融，創造了中國經濟史上少有的輝煌。（見《晉商史料研究·從歷史廣角析晉商》）”
他們認為：“到明清時代，山西商人（簡稱‘晉商’）已發展成為國內三大商幫（晉幫、徽幫、潮幫）之首。世界經濟史學界把山西商人與意大利商人相提並論，給予很高評價。（見《晉商史料與研究·山西商人及其歷史啟示》）”
上面這些精粹的論述告訴我們：山西人經商歷史雖然悠久，但真正形成飲譽天下的商幫——晉商，則是在明清兩代的上下五百年。告訴我們：在這五百年中，晉商雖為山西省各府州縣商人的總稱，但較大和較著名的商家、商人麇集於蒲州、平陽、澤州、潞州，而個中之佼佼者非“晉中盆地商人”莫屬。逮至明清之際，他們迅速發展，“取得了代表晉商的資格。”還告訴我們：晉商最為輝煌的時期，是從清中葉到清末季的“道光初年始至光緒末年”的約90年間。其標志是從票號業的創辦到晉商的衰亡，最盛時有謂“山西票庄執中國金融界之牛耳。（見《中國金融與匯兌》）”
如此風雲一時的、以票號業為中堅的、主要分布在山西中部的“晉商”，近在太原咫尺，怎麼在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晉商研究中，專家和學者們，都極少述及太原，往往以“晉中商人”、“晉中盆地商人”去表述？究其原因，似可擬出二條，其一，由於建國以來的政區劃治，明清以來的太原府南部屬縣，諸如榆次、太谷、祁縣等縣均劃屬當年的晉中專署，現今的晉中市，所以專家和學者們常以現政區說古事，於是產生了如上說。其二，地方領導要發展一方經濟和文化，往往淡化其地歷史上的歸屬，比較強調時下的實際效果，以達到本地在國內、國際的知名度。這種觀點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專家和學者，於是產生了如上說。一般來說，上述兩個原因，無可厚非，“誰不說俺家鄉好”，這是人之常情。但是，站在研究歷史的高度，站在做學問的高度，上述兩因，便有欠周全和科學。
以我陋見，首先研究歷史上的事件、人物，應尊重歷史上的環境和客觀存在，比如研究閻錫山，首先要明確他是山西五台人，而不應以今河邊歸屬定襄，便說他是定襄人。研究武則天，便應該說她是武周皇帝、而不應該說她是唐朝皇帝。研究元好問，便應該說他是元太原秀容人，而不應該說他是今忻州忻縣人。研究“五四”運動，應該說這次愛國的學生運動發生在1919年的北平，而不應該說發生在1919年的北京。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當然，我們研究晉商，也不能例外。科學地說明清以來的晉商，似不應該說是“晉中商人”，也不應該說是“晉中盆地商人”，而應該是“太原商人”、“汾州商人”。因為，國家管理“第一點就是按地區劃分它的國民。”（見《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而明清以來的晉商，或者說明清兩代“取得了代表晉商資格”的祁縣、太谷、榆次、介休、平遙商人，前三縣屬太原府所轄，后兩縣屬汾州府所轄。分別居住在前三縣和后兩縣的商人，他們的總號就設在自己的縣裡，決定其店號命運的當家人物就住在各自的大院，太原商人、汾州商人，就是他們的准確稱謂，而不應該是其它。
其次，明代山西行省下設五府三州，五府為太原、大同、平陽、潞安、汾州﹔三州為遼州、沁州、澤州。府州下分轄108縣。清代山西省下設九府十州，九府為太原、平陽、蒲州、潞安、汾州、澤州、大同、寧武、朔平﹔十州為平定、忻、代、保德、霍、解、絳、隰、沁、遼。府州下分轄108縣。根本沒有“晉中”這個建置和名稱。研究明清兩代的晉商，用“晉中商人”和“晉中盆地商人”，超出了歷史時期的實際，應該認為是欠周全的。有鑒於此，建議這兩種稱謂應慎用或不用。
陋見至此，本應打住，但總有余言未盡之感，順便提議：明清五百年以來，晉商中堅崛起於太原、汾州二府，主要展布於二府所轄的祁縣、太谷、榆次、徐溝、平遙、介休等縣，其中尤以票號中的三大幫——平遙幫、祁縣幫、太谷幫，名著一時。祁縣喬氏、渠氏，太谷曹氏，榆次常氏，平遙李氏，介休范氏，名人輩出，多為晉商翹楚，飲譽國內海外，為發揚晉商精神，再展晉商雄風，塑造新一代晉商，省城太原和全省專家學者，應率先垂范，為打造晉商之都太原，深入研究，積極宣傳，舉綱抓目，為發展山西作出新的貢獻。（王繼祖/原太原市政協副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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