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顧准：尋找邏輯的力量 |
|
| 柴靜 |
| 2012年02月13日14:36 來源：《學習時報》 |
 |
|
 |
1966年，顧准被秘密羈押，在自述中說“我在監獄中的態度非常頑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國唯一兩次被劃為右派的人。
他的母親這時已經80多歲，在屋子裡隻語無倫次地重復一句話：“我怎麼還不死呢？我怎麼還不死呢？”
他從被關押地回來把母親送到山西的妹妹家，臨走的時候，他的母親“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晌”。
那是他們母子的訣別。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離婚，他痛快地答應了。他是從那之后得了心臟病的。
方採秀給家人的信中曾說，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復婚，顧准對此抱著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裡他痛苦於“刮胡子刀盒被馬蹄踏碎，鏡破之讖”。
他仍然每周給妻子寫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們商量過，為了保護孩子，寧可讓他們認為父親是錯的。
他們之后隻見過一面。
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見她滿口的牙都脫落了，嘴癟著，一臉病容，極度憔悴。“你害人害得還不夠嗎？”她說。
他“實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寫信說回來取衣服，到了門口，發現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門外，門關著，他久敲不開。走的時候，他把一張存折和糧票從門下塞了進去。
回到單位，他收到一張4個孩子簽字的脫離父子關系的紙，把他的戶口和糧食關系也轉來了。
他在日記裡寫：“從此以后，就連他們每月寄糧票來的字跡也看不見。我想念他們。”
1969年，他預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組織保証她死了，瘋了，病重了，都一不影響改造，二不影響下放，組織告訴了他實情，但是“死期，死況，遺言，一概不知”。
汪璧是因為被揭發在 5年前曾經幫助“反革命分子銷毀資料”而自殺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濕，揉爛，再放到馬桶裡用水沖下去，資料太多了，以至於全樓的下水道都發生了堵塞。這樣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裡，她也為他做過。
他唯一得到的悲憫，是他可能終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來蘇水自殺的，死狀極慘。
她的遺書隻有一句話，“幫助反革命分子銷毀材料罪該萬死”。
她對孩子都沒有留下遺言，兒子說，她離婚是為了我們孩子，內心非常痛苦，在提出離婚之前，已經有自殺的念頭。
隻有顧准明白：“她已經實在支持不住了……”
他寫知道死訊后，“我就去打飯來吃，吃了幾口飯，悲從中來，臉伏在飯盆上失聲大號”，然后他寫：“但我還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飯吃完，我要活下去……”
據經濟學家駱耕漠回憶：“那時，顧准手頭拮據，卻買了一盞有兩個綠玻璃燈罩的雙頭台燈。江明問他，為什麼買兩個頭的燈？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來我們才知道，他是為了紀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舊坐在他的對面。”
他后來看《茵夢湖》，寫一個人失去自己所愛的女人，孤獨終老，他淚流滿面地看完，還書的時候說“哀而不怨，哀而不怨”。
吳敬璉說：“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還跟我說了一句，他說他一輩子隻愛過一個人。”
顧臨終前，簽了認罪書，他哭了，他說這對他是奇恥大辱，但也許能改善孩子們的處境。
但那還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絕在他臨終前來看他，“在對事業的熱愛和對顧准的憎恨之間，是沒有什麼一般的父子關系可言的”。
1974年12月3日凌晨，大風雪，他去世了。“我已經原諒了你們，希望你們也原諒我。”這是他留給孩子的最后一句話。顧准的孤獨不同於因為境遇導致的落寞——落寞裡還可以充滿幻覺或者憧憬，他的孤獨，是一個認識到絕境之后，又心甘情願地停留在這個絕境當中的選擇。
從“詩意的理想主義”到“轉到冷靜的分析”時，十分痛苦，他說自己像托爾斯泰筆下的列文那樣，“為我的無信仰而無所憑依”。
但是他克服了。
這個克服不是靠簡單的仇恨和破滅。是靠認識，推導，批判。真正的批判，批判自己曾真誠信仰，並奉獻了全部生命的東西。
同時批判並不意味著“獨斷，罵倒，抹殺”，而是重估一切價值，“能夠繼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東西，能夠雄辯地批判一切不正確的東西”。
他就像朱學勤說的，“黑暗如磐，一燈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單兵掘進”。
他曾一再批評中國人正因為沒有笨勁，懶得窮根究底，所以，“中國有天才，而沒有科學上系統的步步前進，不停滯、不倒退的前進。中國人善於綜合，都是根據不足的綜合”。他沒有著書立說的機會，隻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熱戀般的熱情”寫下厚厚的筆記，用他說的“窮根究底的笨拙憨態”，寫下《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用吳敬璉的話說，他對一切的研究其實都指向“娜拉走后怎麼辦？”——無產階級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經濟向何處去？
此時，“文革”尚未結束，他已經風燭殘年，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沒有人會去聽一個老人的喃喃自語。但他寫道：“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礎，而不是依賴於民主才能存在的東西，因為，說到底，民主不過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進步，唯有看到權威主義會扼殺進步，權威主義是與科學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須採用的方法。唯有科學精神才足以保証人類的進步，也唯有科學精神才足以打破權威主義和權威主義下面恩賜的民主。”
靠直覺也可以批評，但是，顧准式的批判，是把包裹著理想外衣的絕對真理，從底部撬動的力量，這是鏟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強的力量。
這就是顧准的力量，窮盡事理的邏輯的力量。
像貝多芬的四重奏裡反復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他在三裡河的中科院大樓裡工作過，我才知道他離我住的地方這麼近，不過現在那裡看門的人根本不知道顧准是誰，住過哪間房子了。
他的骨灰有一半就撒在我家附近的河裡，因為暮年時，他常常在這條河邊漫步，他那時仍然穿著背帶褲，一直戴著一頂從舊帽子上拆下來的白布襯裡，沒人知道為什麼，也沒人問過，我猜他也許是為妻子服喪。
不知道在這條河的邊上，他的頭腦暫時歇息，暮色四合中，一個人走回去的時候，是怎麼樣的無望和悲愴？
很多次從電腦前直起身，看到窗外那條河的方向，我都想起顧准——如果他有一個還算平靜的時代，有一張書桌，他將能創造出什麼？
知道了他的存在，人就沒有權力狂妄，也沒有權力虛無。他早就說過，歷史讓人不可能發牢騷。
但知道了他的存在，就像王元化說的，你也再不可能平靜，“許多問題一經作者提出，你就再也無法擺脫掉。它們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並檢驗由於習慣惰性一直扎根在你頭腦深處的既定看法”。
我受益於他最深的，是他對人類永恆進步的信仰，去世前，他留給吳敬璉的話是“待機守時”——“總有一天要發生變化，發生變化時要拿得出東西”。
改革開放后，當吳敬璉成為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先驅后，他說“顧准改變了我的全部人生”。
在顧去世10年后，他的兒女們有機會看到了由他的日記和通信整理成的書稿。
“人生隻有一個父親，我們對這樣一個父親做了些什麼呢？”顧准的大女兒寫道，“為什麼我們都有強烈的愛國心，都願意獻身於比個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標而長期視為殊途……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則，為什麼容不進新鮮的、可能是更為科學的內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審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對親人以至於社會再做蠢事？”
我們也是顧准的后代，能夠正視這些問題，才能無愧於顧准，才能說幾十年來，時代的確是在進步的。
顧准反對將任何人神化，他的思想也並非完美，但是將來的時代評價一個人，不會簡單地基於得失功過。
遇羅克說過，“所謂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鳴”。
黑暗如磐，一燈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單兵掘進。
（2011年12月7日《中國經營報》柴靜） |
|
|
| （責任編輯：高巍） |
|
 |
48小時排行榜 |
48小時評論榜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