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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文明:人類文明觀的轉型
錢俊生 趙建軍
2008年07月24日09:31   來源:《中共中央黨校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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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生態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生態環境問題正在演變為當今世界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中心問題。加強生態建設,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系統,維護生態安全,破除高能耗、高污染的傳統發展模式,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文明,已成為全人類的共識。對於我國來說,建設生態文明,是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前提與基礎,是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

  [關鍵詞] 科學發展觀﹔  生態文明﹔  可持續發展﹔  環境保護

  [中圖分類號]  D61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801(2008)01-0044-04

  [收稿日期]  2007-10-20

  [作者簡介] 錢俊生(1942-),男,江蘇灌雲人,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科技哲學、生態哲學﹔趙建軍(1961-),男,新疆石河子人,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科技哲學、可持續發展。


  一、“生態文明”思想的提出

  從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西方國家爆發了一場新的社會運動——生態運動。這場運動風起雲涌,其影響迅速向全球擴展,最終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1972年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會議,這是世界各國政府共同討論當前環境問題,探討生態保護全球戰略的第一次國際會議,是生態環境問題開始列入人類發展日程的標志。1980年3月,聯合國大會首次使用“可持續發展”一詞。1983年11月,聯合國成立了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聯合國要求該委員會以“可持續發展”作為基本綱領,制定“全球的變革日程”。該委員會於1987年將經過論証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提交給聯合國,報告比較系統地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戰略,標志著可持續發展觀的正式誕生。在全球環境繼續惡化,經濟發展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於1992年6月在巴西裡約熱內盧召開會議。會議通過和簽署了《裡約熱內盧環境與發展宣言》、《 21世紀議程》等重要文件。這次會議對工業革命以來形成的“高生產、高消費、高污染”的傳統發展模式及“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進行了否定,可持續發展概念被普遍接受。

  我國的生態環境保護事業起步於20世紀70年代。1972年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關心下,中國政府派代表團參加了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1973年8月中國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1979年新中國第一部關於環境保護的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得以通過﹔1984年國務院成立了環境保護委員會﹔1993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立了環境資源委員會﹔1994年4月中國政府頒布了《中國21世紀日程》,這是中國政府根據1992年6月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的精神制定的,它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推出了促進經濟、社會、資源、環境以及人口、教育相互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總體戰略和政策措施。它是世界上第一個國家級的“21世紀行動計劃”。1996年,為進一步落實環境保護基本國策,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實現到2000年力爭使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加劇的趨勢得到基本控制,部分城市和地區的環境質量有所改善的環境保護目標,國務院作出了《關於環境保護若干問題的決定》﹔2002年,中國政府正式加入WTO,在世界環境與貿易領域發揮建設性作用﹔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思想,以人為本、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成為科學發展觀的內容﹔2005年,為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把環境保護擺在更加重要的戰略位置,國務院又作出了《關於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在這個決定中,提出了遏制生態退化和加強環境保護的基本目標﹔2006年3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綱要》中明確提出“落實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基本國策,建設低投入、高產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環、可持續的國民經濟體系和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同年6月,胡錦濤總書記在十六屆六中全會的重要講話中將“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生態環境明顯好轉”作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目標提了出來。2007年10月15日,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的政治報告中強調:要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循環經濟形成較大規模,可再生能源比重顯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1]。可見,摒棄工業文明的弊端,走一條保護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道路,正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和領導人所接受。因此,確立“生態文明”思想,實現人類文明觀的轉型,已勢在必行。

  二、“生態文明”問題的凸顯

  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採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地促進了生態建設的發展。但是,由於過度的資源開發和高強度的人類活動,我國生態環境還在迅速惡化,危害日益嚴重。

  首先是水環境形勢不容樂觀。我國水環境面臨的總體形勢是:污染物排放量超過水環境容量,來自工業生產的氮、磷污染物在水中長期累積,加速了水環境的惡化﹔不合理的水資源開發,大量減少了生態用水,加劇了水環境污染﹔區域生態環境的破壞,嚴重降低了水源涵養功能,使水環境更趨惡化。2005年,我國七大水系四類以上水質佔59%,其中有27%為劣五類水質,基本喪失了使用功能。近岸海域超四類海水水質佔34.5%,超標污染物質主要為氮和磷。湖泊水體富氧化嚴重,全國75%的湖泊出現不同程度的富氧化。劣五類水質的湖泊佔43%[2],“三湖”(太湖、巢湖、滇池)湖體水質均為劣V類。

  其次是大氣污染問題。國家環保總局公布的數字表明,2006年,在國家掌握監測數據的559個城市中,達到國家空氣質量一級標准的城市隻佔4.3%,達到國家空氣質量二級標准的城市佔58.1%,三級和超過三級標准的城市佔37.6%。目前我國向大氣中排放的各種廢氣數量很大,遠遠超過大氣的承受能力。2003年,全國廢氣中二氧化硫排放總量2 158.7萬噸,其中工業來源的排放量1 791.4萬噸,生活來源的367.3萬噸。煙塵排放總量1 048.7萬噸,其中工業煙塵排放量846.2萬噸,生活煙塵排放量202.5萬噸。其二氧化硫排放量超出環境容量近一倍。我國每新增一單位GDP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為日本的近兩倍。我國大氣污染的成因具有多樣性:燃煤排放的大量煙塵,如SO2和NO﹔機動車尾氣污染日趨嚴重﹔城市清潔度差,揚塵污染嚴重。所以,我國當前大氣污染的特征是復合型的,即煤燃燒+汽車尾氣+揚塵。大氣氧化性增強,能見度降低。與世界上相關城市比較,我國的城市空氣污染處於相當高的水平。人體若長期生活在超過空氣質量三級標准的環境中,其身心健康將受到損害。

  再次是生物多樣性受到嚴重威脅。我國是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全國共有高等植物3萬余種,脊椎動物6 347種,陸地生態系統類型近600種。但由於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利用和環境污染,野生物種的棲息地面積不斷縮小和遭受破壞,加上一些地區的濫捕、濫獵、濫採,導致野生動植物數量不斷減少,生物多樣性受到嚴重威脅。據統計,全國共有瀕危或接近瀕危的高等植物4 000—5 000種,佔到了我國高等植物總數的15%—20%,已確認有258種野生動物瀕臨滅絕。在《國際瀕危物種貿易公約》列出的640種世界性瀕危物種中,我國有156種,約佔總數的1?4。

  我國生態環境的客觀形勢表明,生態功能衰退的趨勢始終未得到有效的遏制,大江大河源區生態環境質量日趨下降,水源涵養等生態功能嚴重衰退﹔北方重要防風固沙區植被遭受破壞嚴重,導致沙塵暴頻發。此外,我國的江河洪水調蓄區生態系統退化、濕地面積減少、森林質量不高,生態調節功能下降,旱澇災害頻繁發生。當前我國生態安全問題已成為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焦點。我國生態環境所面臨的問題,不僅說明生態環境本身更加脆弱,而且制約了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

  首先,經濟損失巨大。由於中國技術和管理水平比較低下,經營方式比較粗放,能源、資源的消耗量大,資源利用效率低,污染物排放嚴重,因而環境污染所導致的經濟損失近年來不斷呈上升的態勢。據國家環保總局政策研究中心估算,我國1992年環境污染損失約為986億元,佔當年GNP的4%。據中國社會發展中心估算,1993年我國環境污染損失為963億元,佔當年GNP的2.8%,生態破壞損失2 394億元,佔當年GNP的6.9%。1997年據世界銀行估算,中國僅空氣和水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每年就高達540億美元,相當於同期國內生產總值的8%。2001年,國家環保總局組織的西部生態狀況調查表明,僅西部九省、自治區因生態破壞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就高達1 494億元,相當於當地同期國內生產總值的13%[3]。

  其次,影響社會安定。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指出,我國目前有1/4人口飲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70%死亡的癌症患者與污染相關,20%的兒童鉛中毒,大城市裡每10對夫婦就有1對因污染影響生育[4]。污染對公眾健康的危害將引發社會強烈不滿。據統計,環境污染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遞增,2005年,全國發生環境糾紛5萬起,對抗程度明顯高於其他群體事件。一些地區由於植被破壞,水土流失,生態失調,致使土地荒漠化越來越嚴重。當地農民被迫遠走他鄉,成為“生態災民”。

  再次,加劇了自然災害。在類型眾多的自然災害中,除了火山活動之外,許多自然災害都與人類破壞生態密切相關,特別是洪澇、干旱、泥石流、沙塵暴等頻繁發生,可以說是生態環境惡化導致的直接后果。

  最后,制約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大氣污染、水污染、廢棄物污染以及輻射污染等嚴重地損害著廣大人民群眾的身心健康。江河斷流使水資源供需矛盾更加激化,給下游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造成了嚴重影響。另外,生物資源的過量消耗和物種的大量消失,也進一步削弱了工農業生產的原材料供給能力,制約了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這些都要求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確立“生態文明”思想,加強生態建設,實現經濟、社會和生態的協調發展。

  三、“生態文明”思想的建構

  我國生態環境變化的趨勢已經不是一般的環境問題,任其發展下去將會嚴重制約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甚至影響國際政治關系。但我們始終沒有改變環境問題仍在惡化的趨勢。實踐証明,解決生態環境問題不僅涉及科學技術,而且涉及社會整體文明建設的方方面面,隻有將生態環境保護上升到國家意志的戰略高度,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才能有效遏制環境問題。

  社會整體文明包括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生態文明的含義可以從廣義和狹義兩個角度來理解。從廣義角度來看,生態文明是人類社會繼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態,它以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為准則,要求實現經濟、社會、自然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這種文明形態表現在物質、精神、政治等各個領域,並體現為人類取得的物質、精神、制度成果的總和。從狹義角度來看,生態文明是與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並列的現實文明形態之一,著重強調人類在處理與自然關系時所達到的文明程度。

  生態文明與社會的其他文明形式關系十分密切。人類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態方面的所有進步作為一個整體都是人類文明的組成要素。一方面,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離不開生態文明,沒有生態安全,人類自身就會陷入最深刻的生存危機。另一方面,人類自身作為建設生態文明的主體,必須將生態文明的內容和要求內在地體現在人類的法律制度、思想意識、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中,並以此作為衡量人類文明程度的一個基本標尺。也就是說,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內在地要求社會經濟與自然生態的平衡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建設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內在地包含著保護生態、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法規﹔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內在地包含著保護生態環境的思想觀念和精神追求。

  生態文明建設與科學發展觀在本質上也是一致的,二者都是以尊重和維護生態環境為出發點,強調人與自然、人與人、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以可持續發展為依托﹔以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為基本原則﹔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最終目標。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發展觀與社會整體文明研究”課題組,在2006年10月曾對全國8省市2000名領導干部進行了問卷調查,在關於“全面發展應主要包括的內涵”這一問題中,選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建設”五項內容的高達77%,選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這一比較規范答案的有16.8%,認為僅是“經濟發展、政治發展、文化發展”的有9.8%。這就說明,生態文明建設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舉措這一點已成共識。

  重視建設生態文明,絕不是要人類消極地向自然回歸,而是要人類積極地與自然實現和諧。人類既不能簡單地去“主宰”或“統治”自然,也不能在自然面前無所作為。換言之,建設生態文明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的“以人為本”為指導,從思想認識上實現三大轉變。1.必須摒棄傳統的“向自然宣戰”、“征服自然”等口號,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念。2.必須克服資源短缺的瓶頸、解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矛盾和問題,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實現經濟社會又快又好發展。3.必須辯証地認識物質財富的增長與人的全面發展的關系,轉變重物輕人的發展觀念﹔辯証地認識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轉變把增長簡單地等同於發展的觀念﹔辯証地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轉變單純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觀念。生態文明概念已經得到了廣大干部和社會公眾的廣泛認同,我們在對領導干部進行的問卷調查中,有72.6%的人贊成生態文明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並列使用,有72.2%的人主張我國應當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在2006年召開的第六次全國環境保護大會上,溫家寶總理明確地指出,做好新形勢下的環保工作,關鍵是要加快實現三個轉變:從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轉變為保護環境與經濟增長並重,從環境保護滯后於經濟發展轉變為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同步,從主要用行政辦法保護環境轉變為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和必要的行政辦法解決環境問題。這三個轉變是方向性、戰略性、歷史性的轉變,是對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關系的根本性調整,是環境保護方式的根本性變革,是生態建設事業成敗的關鍵。

  世界環境正在不斷惡化,地球正遭受著工業過度發展帶來的災難,包括人類在內的地球上的生命已相當脆弱。因此,生態的重要性已日益凸顯,生態問題正在演變為當今世界人類社會發展的中心問題。黨中央高瞻遠矚,審時度勢,首次把“生態文明”寫入了黨的政治報告,將之上升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目標,這不僅是科學發展、建設和諧社會理念在生態與經濟發展方面的升華,而且也是對全球日益顯現的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做出的庄嚴承諾,展示了中國負責任大國的風范。

  [參考文獻]

  [1]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G]//本書編寫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0.

  [2] 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2007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R].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12.

  [3] 張維慶,孫文盛,解振華.人口、資源、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干部讀本[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344.

  [4] 潘  岳.環境友好型城市[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6:16.
(責任編輯:權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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