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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發展中應對“中國威脅論”
衛靈
2009年01月13日15:21   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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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改革開放政策使中國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給世界帶來了深刻而積極的影響,為世界經濟的增長和世界的和平穩定作出了巨大貢獻。然而,各種“中國威脅論”伴隨著中國實力的快速增長紛紛出台,成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外部阻力。“中國威脅論”的理論和思想支撐主要來自“霸權穩定論”、“權力轉移”理論、“文明沖突論”等,此外,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上的偏見以及西方社會的國際話語權優勢也是其存在的重要因素。對此,中國在向世界表明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方針的同時,還應進一步開展公共外交,並更加“有所作為”,塑造具有責任感和親和力,積極、開放的大國形象,以沉著、自信的心態理性應對“中國威脅論”。

  關鍵詞:和平發展 改革開放 中國威脅論


  一、中國實現根本性轉變,和平發展成就巨大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我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改革開放為動力,國家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制度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進入了現代化建設的快車道。我國在沒有可以借鑒的改革道路中經過長期探索,找到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實現了根本性的轉變: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從閉關自守到全方位開放、融入世界經濟的轉變﹔從貧窮落后到人民生活總體實現小康水平的轉變。中國走出了一條不同於其他大國崛起模式的、獨具特色的和平發展道路。

  第一,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改革開放前,市場經濟被看成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是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根本對立的。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我國政府遵循“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科學地論証和解釋了計劃和市場的關系,並得出結論: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在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激勵下,經過一步步的改革和探索,我國逐步建立起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進入21世紀,我國繼續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推進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和國有經濟布局與結構調整,不斷完善有關制度,進一步營造公平競爭的法制環境和市場環境。在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力明顯增強的同時,“非公有制經濟在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就業、增加稅收和活躍市場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在經濟體制變革的基礎上,人民生活水平實現了歷史性的飛躍。

  第二,從閉關自守到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的轉變。改革開放前,“我們過去多年搞的是蘇聯的方式,這是一種僵化的方式,實際上是把整個社會和人民的手腳都捆起來了。在國際上是閉關自守。所以,經濟雖有發展,但速度很不理想,絕大多數人仍然處於貧困狀態。” 鄧小平多次指出,中國長期處於停滯和落后狀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閉關自守﹔歷史經驗証明,不開放不行,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改革開放后,我國先后創立了5個經濟特區,開放了14個港口城市,開辟長江、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為沿海經濟開放區。之后,我國對外開放又由沿海向沿江及內陸和沿邊城市延伸,逐步形成了多層次、多渠道、多領域的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我國的經濟結構由封閉型經濟逐步轉變為開放型經濟。我們以生產和交換的國際化取代閉關自守,加強對外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積極參與國際競爭,逐步建立並不斷完善適應國際慣例的對外經濟運行機制,我國經濟發展迅速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之中。

  第三,從貧窮落后到人民生活總體實現小康的轉變。改革開放方針徹底扭轉了以往的工作思路,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調動了全國人民奔小康的積極性,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200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高達24.66萬億元,是1978年的67倍﹔人均GDP達到18665元,是1978年381元的49倍﹔中國GDP佔全球的比重1978年僅為1%,2007年上升到5%以上﹔ 2007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3786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4140元﹔ 1978年以前,中國外匯儲備從未超過10億美元,2007年外匯儲備超過了1.52萬億美元。中國的經濟總量已位居世界第四,超過了英、法等西方發達國家。

  美國前總統經濟顧問、世界著名經濟學家約翰?拉特裡奇在2008博鰲論壇上說,中國令人震驚的經濟增長幅度史無前例,中國以獨特的方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改變了世界。中國在改革開放中的巨大變化給世界帶來了深刻影響:

  在經濟層面,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深化,我國經濟逐步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力地促進了世界經濟和貿易的增長。中國進出口總額佔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不足1%上升到2007年的約8%。1978年以來,中國年均進口增速達到16.7%,已成為世界第三大、亞洲第一大進口市場,中國對國際貿易增長的貢獻率超過12%。2001年以來,中國年均進口額近5600億美元,為相關國家和地區創造了約1000萬個就業機會。 中國目前是日本的最大貿易伙伴,美國、歐盟的第二大貿易伙伴以及諸多周邊國家的重要貿易伙伴。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的發展為國際資本提供了廣闊市場,中國累計實際使用外資超過7800億美元。中國經濟為世界經濟作出了不小的貢獻,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10%。

  在政治層面,中國作為人口大國,加速現代化建設,不僅符合中華民族的利益,而且對世界和平與穩定也是一巨大貢獻。中國人口約佔世界的1/5,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落后面貌和貧窮形象的改變,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大大激發了中華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促進了社會的安定與團結,也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僅就目前全球緊張的糧食問題而言,中國能夠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13億人口的吃飯這一基本問題,就是對世界穩定的一大貢獻,還不要說在住房交通、文化教育、通訊設備、醫療條件等其他方面我國的巨大變化所產生的深刻影響。中國的發展增加了世界和平與穩定的砝碼,具有重要意義。正如鄧小平所說,“中國加強自己的力量,實現四個現代化,對世界和平是有利的。”

  中國在世界經濟與政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政策不僅使中國人民受益,而且為世界各國提供了更多的發展機遇,也為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二、中國和平發展進程中的不和諧論調及其理論支撐

  伴隨著中國實力的快速增長和國際影響力的增強,各種版本的“中國威脅論”也紛紛出台,“中國經濟威脅論”、“中國能源威脅論”、 “中國糧食威脅論”、“中國科技威脅論”、“中國軍事威脅論”以及“中國海軍威脅論”,等等。 “中國威脅論”來自不同地區,涉及諸多領域,成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外部阻力。

  1、多種版本的“中國威脅論”層出不窮

  中國改革開放所產生的巨大效應,引發多種版本的“中國威脅論”。早在1990年,日本版的“中國威脅論”就已出台。日本防衛大學副教授村井龍秀在《諸君》雜志發表《論中國這個潛在威脅》一文,認為,中國是一個將“取代蘇聯的潛在威脅”。進入21世紀,日本政界開始了一次次“中國軍事威脅論”的鼓噪,並以此為日美安保體系的所謂必要性作注釋。日本外相麻生太郎曾於2005年年底公開講:“中國正在成為相當程度的威脅”。該年度的日本《防衛白皮書》也稱,要警惕中國的核武器、導彈、海空力量的現代化發展,關注中國的防衛力量是否超越了必要的范圍。

  冷戰結束后,美國版的“中國威脅論”幾乎沒有停止過。美國費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項目主任羅斯?芒羅於1992年發表《正在覺醒的巨龍:亞洲真正的威脅來自中國》一文,從冷戰思維出發,認為中國將對美國利益構成很大威脅。此后美國版的“中國威脅論”借助各種事件的發生一浪高過一浪。2001年美國國防部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重新審視美國的安全環境時,指出亞洲地區存在著一個有豐富資源的軍事對手的可能性。2006年美國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對中國這個“處於‘戰略十字路口’的新興軍事強國”甚感擔憂,認為,“中國軍力擴張的速度和范圍已使區域軍力面臨失衡的危險。”“作為一個主要的和新興的大國,中國最具有與美國進行軍事競爭的潛力,如果美國沒有反制措施的話,中國很可能發展破壞性軍事技術,從而打破美國在傳統武器方面的優勢。” 芝加哥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也聳人聽聞地斷言,中國不可能和平崛起,美中甚至有可能爆發戰爭。美國國防部近幾年的《中國軍力報告》,更是嚴重關注中國國防現代化的發展,強調中國是美國“最大的潛在軍事對手”。2008年的《中國軍力報告》稱“中國增長中的軍事力量正在改變東亞的軍事平衡,提升中的戰略力量的覆蓋范圍已經超越了亞太地區。”認為中國去年軍費在970億美元到1390億美元之間,遠超過中國官方公布的數字,並指責說,中國軍費缺乏透明度,因而造成了誤解和誤判的可能,給地區穩定帶來威脅。

  “中國威脅論”在俄羅斯也有著一定的市場,政界、學界、媒體都有“中國威脅論”的支持者和傳播者。對於中國近年來在遠東地區以及中亞地區經濟影響力的迅速拓展,俄羅斯一些地方官員呼吁政府要對中國保持警惕,提出所謂中國“人口擴張”論、“經濟擴張”論等。俄羅斯遠東研究所副所長B?米亞斯尼科夫教授曾經考察過中國許多地方,而他的研究結論是:快速發展的中國對俄羅斯在遠東的利益造成了實際威脅。

  印度版的“中國威脅論”以1998年的最為典型。該年印度國防部長喬治?費爾南德斯聲稱進行印度進行核試驗是為了對付來自中國方面的威脅,中國是印度的“頭號潛在威脅”。而美國一些人士竟對印度的核試驗給予認可,表示“當一個像中國這樣的大國興起時,需要制衡它。俄國從北方,日本、韓國從東方,印度從西方和南方,總有一天美國人會感謝印度的核試驗。”

  多年來多版本的威脅論表現出的特點是:第一,涉及領域和范圍越來越廣。所謂“威脅論”從中國經濟威脅論,到中國能源威脅論、中國資源威脅論、中國環境威脅論、中國糧食威脅論、中國軍事威脅論,甚至中國黑客威脅論等,不勝枚舉。西方有人指責道,全球氣候變暖,是因為中國溫室氣體排放量大幅增加所致﹔世界糧食庫存量面臨枯竭危機,是因為中國糧食消耗量增長、耕地銳減所致﹔世界油價暴漲,是因為中國油耗迅速上升所致﹔全球范圍內的資源爭奪戰愈演愈烈,是因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導致資源需求迅速增長的結果。第二,涉及地域范圍和傳播廣度在擴展。通常我們認為“中國威脅論”大多是西方國家有意制造的,事實上,隨著中國實力的大幅增長,發出“中國威脅論”聲音的不止是西方大國,還有一些發展中國家﹔不僅有雙邊關系受到歷史遺留問題影響的周邊國家,也包括近年來雙邊關系發展勢頭良好的周邊國家。

  2、“中國威脅論”的理論和思想支撐

  “中國威脅論”的出現,既有復雜的歷史背景,也有霸權主義者的現實需求。其主要的理論和思想支撐是:

  “霸權穩定論”在西方社會有著較大影響,它屬於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范疇,20世紀70年代初由美國學者金德爾伯格提出。此后,羅伯特?吉爾平、羅伯特?基歐漢等學者對該理論進行了不同角度的闡釋和梳理,至今它仍是美國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論依據。根據“霸權穩定論”,大國霸權能夠實現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穩定,霸權體系有利於世界和平,但是國際社會各種力量的發展是不平衡的,這種實力增長的差異性最終會破壞現有國際體系結構,導致國際秩序發生根本變革,實現權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中國的崛起必然會對現有霸權體系構成威脅,引起體系結構的變動和國際關系的重大變化。為此,霸權國要警惕和防范中國對其主導下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形成挑戰,有效應對和控制現有秩序的挑戰國和一切潛在的威脅因素。

  “權力轉移”理論也一度成為“中國威脅論”的理論依據。上世紀60年代,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奧根斯基採用現實主義理論的分析方法,提出了“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大國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帶來國家政治影響的擴大和軍事力量的擴張。“這一理論成為解釋國際關系中大國崛起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擴張性的權力追求、進而產生新的權力沖突,並導致不穩定、甚至戰爭的基本理論。” 而在國際體系中,各種力量發展不平衡是客觀規律,所謂“權力轉移”也就具備了可能性。因此,大國崛起終將導致新的權力分配從而引發沖突的觀點,就成為“一些美國政界和學界人士解釋現實和未來“中國威脅”的一種普遍的理論”。

  “文明沖突論”是“中國威脅論”的又一理論支撐。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薩繆爾?亨廷頓認為,世界各種文明之間存在巨大差異性,后冷戰時代凸顯這種差異帶來的沖突。而未來的沖突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的沖突,儒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這兩種文明最有可能實現聯合,從而進行反對西方的合作。中國則是儒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實現合作的核心國家。因此,中國的迅速發展必然對西方世界構成巨大的威脅。亨廷頓甚至認為,“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規模、經濟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驅使它在東亞尋求一種霸權地位。這個目標是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自然結果。” 對中國歷史和儒家文化的這種觀念建構,致使“中國威脅論”在西方社會有了更大的市場。

  “大國崛起模式”的推導引發“中國威脅論”。自近代以來,國際關系的發展始終受到霸權主義的影響。歷史上先后崛起的一系列大國,均踏上了對外擴張和謀求霸權之路。從近代歐洲列強的爭霸,到兩次世界大戰的硝煙,再到美蘇兩極抗爭,都說明了這一點。所以當中國現代化建設取得令世界矚目的成就時,“對外擴張”、“謀求霸權”,成為對中國未來的描述和推斷。亨廷頓曾分析道:“所有其他大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美國和蘇聯,在經歷高速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同時或在緊隨其后的年代裡,都進行了對外擴張、自我伸張和實行帝國主義。沒有理由認為,中國在經濟和軍事實力增強后不會採取同樣的做法。” 武力和擴張必然與大國崛起相伴隨,似乎成為不可變更的歷史模式和判斷邏輯,因此國際社會一些人士或媒體從不同利益和角度出發,對中國未來走向表現的“憂心忡忡”也就變得順理成章了。

  三、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理性應對“中國威脅論”

  面對五花八門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向世界闡明了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方針和決心。我們在30年的改革開放中已經用事實表明,中國的快速發展走的是一條和平之路,今后仍將堅持這條道路,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選擇。

  1、和平發展是社會主義中國不可改變的道路選擇

  首先,和平發展就是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並以自己的發展促進世界和平,這是和平發展的基本要義。二者間存在相輔相成、互為因果的關系。鄧小平生前明確指出,“中國對外政策的目標是爭取世界和平。在爭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現代化建設,發展自己的國家,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至今中國政府和人民仍然謹記鄧小平的教誨,充分利用和平的國際環境,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一貫反對戰爭和強權的中國代表世界和平的力量,中國實力的增長對世界經濟的增長是推動,對世界和平的維護是促進。從中國自身而言,目前還沒有真正強大起來,即使“將來強盛起來也永遠不稱霸,永遠不做侵略、干涉、控制、威脅、顛覆其他國家的超級大國。” 新一代中國領導人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向世界明確昭示,中國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永遠不稱霸,把走和平發展道路與不稱霸緊密聯系在一起。中國選擇和平發展道路一方面表明自己將積極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採用和平的方式來達到國家強盛的目的,同時也表明,中國最終將使自身發展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強力量,中國的崛起將成為促進世界和平力量增長的動力,而不會成為世界和平的威脅因素。

  其次,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選擇,是中國社會主義外交原則的根本體現。新中國自建立以來,從20世紀50年代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改革開放實行和平友好的全方位外交,再到21世紀提出構建和諧世界的理念,無一不體現著中國政府對謀求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價值理念的追求,體現著中國的社會主義外交原則。我國始終奉行特色鮮明的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在談到我國的對外政策時指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這個社會制度的性質決定了我們對外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並把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作為中國外交的主要任務。他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搞得不好,也有可能推行霸權主義。但是,如果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實行霸權主義,就是執政黨對社會主義原則的背叛。作為社會主義大國,中國有責任對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而走和平發展道路、構建和諧世界目標的提出,正表明了中國願意承擔世界責任: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堅持和平、發展、合作,努力實現與各國的互利共贏、共同發展。近年來,中國積極開展與發展中國家的經貿合作,推進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創建,開展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倡導建立中非合作論壇、中阿國家合作論壇,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集體對話與合作機制,大力推動南南合作,對發展中國家增加資金和技術援助、減免債務等,都說明了這一點。中國不僅要發展自己,還要在自身發展的基礎上讓他國充分享有中國發展帶來的好處。鄧小平說,到本世紀中葉,人均收入“實現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中國,仍不忘幫助窮朋友,這才能真正體現出中國是在搞社會主義。” 和平發展這一道路,中國已經在走,今后仍將繼續走下去,這既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選擇,也是中國實現與各國共同發展,共建和諧世界的必經之路。

  2、理性應對“中國威脅論”,塑造富有親和力、積極、自信的大國形象

  中國以和平的方式實現發展和富強,特別是冷戰結束后,中國沒有與他國進行過戰爭,對周邊國家更注重實施睦鄰、安鄰政策,為什麼中國的崛起讓西方國家感到巨大的壓力,讓一些周邊國家產生不安?相比較快速發展的印度、俄羅斯,盡管也偶爾聽到來自西方社會的所謂“威脅”之詞,但是聲音不大,無法與“中國威脅論”的調門相比較。更耐人尋味的是超級大國-美國,其軍費開支佔世界總開支的一半,冷戰后海外大規模軍事行動不斷,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組織對美國的為所欲為都顯得那麼無奈,但是又能聽到哪國政界或學界人物大談“美國軍事威脅論”?究其原因,應當有以下幾點:

  其一,對中國存在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上的偏見。在當今世界,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矛盾和斗爭仍是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印度雖然為地區大國,經濟快速崛起並擁有核武,但是美國視印度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並且是可資利用的亞洲平衡力量﹔俄羅斯則是一個轉型國家,在社會制度上早已脫離了社會主義國家的運行軌跡,昔日蘇聯令西方恐懼的意識形態的“威脅”因素已經消失。

  其二,在實力對比上中國較之其他新興國家更勝一籌。中國在經濟發展速度和水平上以及綜合國力上,畢竟優於正在崛起的其他周邊國家,當我國借助經濟全球化的良好國際條件,迅速跟上全球化發展的腳步時,中國的影響力也被迅速擴大。這是美國從戰略角度考量對手、把中國定位於最大的潛在威脅、而視印度為平衡力量的重要原因。

  其三,大國的超強地位和國際話語權的優勢,使美國的是非標准往往在國際社會具有風標和導向作用。美國作為冷戰后惟一的超級大國在世界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各個領域,享有主導地位和國際話語權優勢,這使其判斷是非的標准、對外政策目標不但具有世界性影響,而且具有國際引導作用。9?11后美國的一系列外交言行所產生的國際效應,尤其能夠証明這一點。

  在這種環境下,首先,我國應當加強公共外交,多方位打開對外交往渠道,全方位提升對外交往能力,改善國際生存和發展環境。公共外交的行為對象主要是他國的廣大民眾,可以通過大量的信息傳遞、媒體傳播、文化交流等,塑造我國積極的、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向各國民眾傳播中國的和合文化、祥和精神、和諧理念,增強我國的親和力。2008年奧運聖火海外傳遞的過程,在一些國家受到嚴重干擾和阻撓。事端制造分子之所以明目張膽地在一系列國家鬧事,與各國均有許多對中國不甚了解、不明真相的民眾不無關系。近年來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歪曲報道導致他們對中國誤解的不斷加深,如果我們公共外交的力度不足,那些“妖魔化”中國的報道便有了更大的市場。因此,有必要運用多種外交方式讓各國民眾真正了解中國,逐步消除對中國的不信任,這樣,“中國威脅論”也就缺少了傳播的土壤。此次奧運會開幕式主題歌選定一曲柔美的《我和你》,而不是其它激昂奮進的歌曲,就是要向世界各國傳達一種平和、友好的人文情感,其內容和曲調不僅與和諧世界理念相吻合,而且也是公共外交的一種成功運用。

  文化傳播是公共外交的重要方面。厚重的中國傳統文化對周邊國家有著廣泛的影響,歷史形成的區域文化背景有利於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交往與合作。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包容、和睦思想有利於增進國家間的親和關系,而推進中華文化在世界的傳播,也是讓世界了解中國,建設和諧世界的重要途徑,這正是氣勢恢弘的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的主題。

  其次,堅持和平發展道路,處理好新形勢下“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的關系。上世紀90年代起,我國在國際格局轉換的復雜形勢下,採取韜光養晦的外交策略,不鋒芒外露,不張揚,不出頭,以大志若愚的姿態處理各種關系,逐步爭取到國家發展的良好國際環境。進入21世紀,世界形勢的變化和中國的發展目標,要求我們更加積極主動地與世界實現互動,需要我們向世界准確傳達中國和平發展、建構“和諧世界”的願望,因此在繼續“韜光養晦”的同時,還要更加“有所作為”。“有所作為”意味著中國要承擔大國責任,更多地參與國際合作,在全球性多邊機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我國應以主動、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體系的調整和完善,使之能夠反映中國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並且作為亞太地區的大國,中國應繼續推動亞太地區的多邊合作,維護本地區的和平與繁榮,這不僅是我們的責任,更是我們國家的核心利益,是中國和平發展不可或缺的條件。近年來,中國進一步加強與東盟、上海合作組織等在經濟和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努力推動“六方會談”的進程,中國的積極作用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好評,中國的睦鄰、安鄰政策在實踐中的影響不斷擴大。“中國機遇論”也隨著中外合作的深化悄然興起,“中國威脅論”因此而受到削弱。

  再次,以開放、自信、不卑不亢的心態展現成長中的大國風范,理性應對“中國威脅論”。對“中國威脅論”不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但是也不用過於緊張,要以成熟、開放的心態靈活應對。回想鄧小平在蘇東發生劇變時,以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的戰略自信,以冷靜、沉著、堅毅的態度告知天下:中國搞社會主義,是誰也動搖不了的。在多元化的國際社會中,我們不可能左右別人的思維模式,不可能完全消除對中國不利的輿論,因此應對“中國威脅論”的關鍵,是要抓住發展的機遇,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堅定地走和平發展之路,不讓外界不負責任的輿論牽扯我們過多的精力。中國國內發展了,穩定了,和諧了,中華民族就有了空前的凝聚力和抗干擾能力,應對任何復雜問題也就有了堅實的民族與社會基礎。

  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中華民族歷來崇尚和睦,我國先秦思想家就提出了“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的思想,表明自古以來我國人民就希望同各國人民友好相處。有著反對外來侵略與民族壓迫的艱難歷史、追求世界和平與和諧的中國人民,已經用和平方式實現了快速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今后將以更加自信的步伐,在和平發展道路上走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向世界全方位展現一個現代文明大國的形象和魅力。(作者簡介:衛靈,中國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注: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供稿
(責任編輯:陳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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