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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的歷史性質及其相互關系上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內涵
朱佳木
2008年03月21日08:29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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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內涵,可以從理論上認識,也可以從歷史上認識。從歷史上認識,最重要的是弄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的歷史及其相互關系。黨的十七大報告關於改革開放事業與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關系的論述,為我們正確認識這一問題提供了重要指導思想。隻要根據這一指導思想考察改革開放前后兩個29年的歷史,就會清楚地看到,前者是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后者是開創並全面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前者是后者的基礎,沒有前者的成就和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做基礎,就沒有后者的飛速發展;后者是前者的繼承、揚棄和完善,沒有后者的改革開放,前者也難以為繼。前后兩個29年雖然有很大區別,但都內在地統一於科學社會主義原則之下。

  ﹝關鍵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中共十七大 改革開放 歷史 科學社會主義


  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是黨的十七大報告的靈魂,也是十七大的主題。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最根本的是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什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十七大報告是這樣概括的,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對於這個概括,可以從理論上認識,也可以從歷史上認識。從歷史上認識,最重要的就是要弄清楚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的歷史及其相互關系。

  十七大報告在闡述改革開放歷史進程時,講了三個“永遠銘記”,大意是: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是在以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開創、繼承、發展並成功推向21世紀的。這一論述站在歷史的高度,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科學分析了改革開放與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之間的關系,為我們正確認識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的歷史及其相互關系,從而准確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內涵,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指導思想。新中國成立至今已58年,如果以1978年底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改革開放開始的標志,這58年剛好可以分為前后兩個29年。對於這兩個時期的歷史,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以及此后歷次黨代表大會的報告,都有充分、明確的結論。但一段時間以來,學術界、理論界,乃至社會上和境內外各種媒體,對這兩個時期的歷史評價問題議論頗多,分歧不少。其中有的屬於學術上的不同觀點、思想上的不同認識,有的則反映了政治立場上的尖銳對立。少數人用夸大事實、以偏概全、偷換背景、任意編造等手法,或把改革開放前的29年描寫成一連串錯誤的集合,攻擊其為專制主義的歷史;或把改革開放后的29年解釋成脫離科學社會主義的原則,歪曲其為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或把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的歷史一概否定;或把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的歷史加以割裂和對立。因此,要正確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內涵,當前尤其需要根據十七大報告的精神,著重從歷史上來考察這兩個29年的性質及其相互關系。而這樣做,關鍵在於弄清楚以下三個問題。

  如何看待改革開放之前29年的失誤和錯誤

  從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前,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過程中有過不少失誤和錯誤,有的錯誤甚至是全局性、長時期的,給黨、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嚴重挫折和損失。對這些失誤和錯誤,我們不應忽視,更不應掩蓋,否則不可能從中吸取教訓;但同時必須客觀、全面而不是孤立、片面地看待它們,否則同樣不可能正確總結經驗,相反還會一葉障目,把改革開放前的歷史看得一無是處、一團漆黑,導致對那段歷史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

  怎樣才能客觀、全面地看待改革開放前的種種失誤和錯誤呢?我認為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樹立以下四個觀點。

  一、要把失誤和錯誤與那段歷史取得的成就放在一起比較,分清主流與支流

  對於改革開放之前29年的歷史性成就,黨中央在改革開放后的不同時期,作過一系列評價,觀點是明確的和始終一貫的。

  例如,1979年鄧小平同志在理論務虛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我們的經濟建設曾經有過較快的發展速度。” ﹝1﹞

  1981年黨中央通過的《歷史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歷史,總的說來,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我國今后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三十二年來我們取得的成就還是主要的,忽視或否認我們的成就,忽視或否認取得這些成就的成功經驗,同樣是嚴重的錯誤。” ﹝2﹞ 1989年江澤民同志在慶祝建國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四十年,是中國歷史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四十年,是經歷艱難曲折、戰勝種種困難、不斷發展進步的四十年,是中華民族揚眉吐氣、獨立自主、在國際事務中日益發揮重要作用的四十年。” ﹝3﹞ 2006年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建黨85周年暨黨員先進性教育總結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28年的艱苦斗爭,建立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古老的中國以嶄新的姿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4﹞ 上述評價如實反映和高度概括了改革開放前29年的主要成就,我們隻要把那29年的失誤、錯誤,包括“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那種嚴重錯誤同這些歷史性成就放在一起比較,孰重孰輕、什麼是主流什麼是支流就會一目了然。

  二、要對失誤和錯誤進行具體分析,不能因為有些事情中有失誤、錯誤,就對那些事情全盤否定

  首先,要分析失誤和錯誤是普遍的、全局的現象,還是個別的、局部的現象

  例如,前29年中發動過一系列政治運動。在這些運動中,有的錯誤是帶有普遍性、全局性的。像“大躍進”中的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等等,都屬於這種性質的錯誤。對這類運動,就要基本否定或徹底否定。但有些運動,錯誤隻是個別的、局部的現象。像新解放區土改運動和“三反”“五反”運動,雖然也存在侵犯中農利益、沖擊富農經濟、對地主體罰的現象,存在打“老虎”湊人數、對“五毒”界限不清等擴大化的現象,但這些並非普遍存在,而且一經發現便及時糾正。因此,這類運動從總體上看是健康的,對社會進步、經濟發展、政權穩固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不這樣看問題,而是看到哪個運動中有缺點有錯誤就予以全盤否定,甚至攻其一點,不及其余,那勢必會得出改革開放之前29年的歷史是一連串錯誤集合的結論。

  其次,要分析在失誤和錯誤中是否也有正確的合理的成分,並且要看這些成分對以后工作是否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例如,建國初期,我們在思想文化領域進行了幾場比較大的批判運動。那幾場批判存在把思想性、學術性問題簡單化、政治化的傾向,有的甚至混淆了敵我、敵友的界限,顯然是十分錯誤的。但也應當看到,正是那些大張旗鼓的批判,加上與此同時進行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使文藝界、學術界、教育界存在的封建主義的和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民主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思想受到了強烈沖擊和迅速清理,使辯証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為人民服務和人人平等等無產階級思想很快為大多數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所接受,使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很快從學校講壇和報刊、出版物、舞台中被驅逐出去,使馬克思主義迅速佔據了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使我們國家的上層建筑得以在較短時間內實現了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協調一致,適應了當時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如果不加具體分析,而是像列寧批評的那樣,“在倒洗澡水時把孩子也倒掉”,把那幾場批判運動中犯的錯誤連同其中合理的正確的成分一概否定,那就難以解釋,為什麼過去在革命根據地、解放區佔主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能在短短幾年內成為全國特別是城市中的主流意識形態。隻要看看今天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涌動的狀況,就不難想象當年要做到這一點是多麼不容易。

  再次,要把犯錯誤和犯錯誤的時期加以區別,不能因為某個時期犯了錯誤,就把那個時期的工作統統否定

  例如,“文化大革命”是我們黨在建國后犯的最為嚴重的錯誤。但“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持續了十年的運動,在那十年裡,我們黨除了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還做了許多其他工作。《歷史決議》說: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黨沒有被摧毀並且還能維持統一,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能召開並且確定了以周恩來、鄧小平同志為領導核心的國務院人選”。“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我們的國家仍然保持統一並且在國際上發揮重要影響。”“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在國家動亂的情況下,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衛著祖國的安全。對外工作也打開了新的局面。當然,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的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2﹞(pp.815∼817) 這些反映了客觀實際的評價,說明不能把“文化大革命”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簡單劃等號,不能因為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否定“文化大革命”時期黨和政府所做的必要工作和建設事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更不能因此而否定那一時期黨和國家、社會的原有性質。

  三、要把失誤和錯誤放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分析,把在當時可以避免的和由於客觀條件限制難以避免的錯誤區分開來

  所謂客觀條件限制有兩種。一種是實踐不夠,缺少經驗。比如,我國歷史上是農業國,近代以來有的一點工業也十分落后,而且主要集中在沿海;商品經濟很不發達,廣大農村還是半自給的自然經濟。究竟如何進行大規模工業化建設,如何搞商品經濟,不僅基層干部和廣大群眾缺少經驗,黨的高級干部經驗也不多,都需要有一個探索的過程。改革開放前,我們在處理農、輕、重,國家、集體、個人,計劃與市場等等關系問題上,走了不少彎路,大多數源於這種情況。

  另一種是物質不夠,缺少條件。例如,改革開放前,我們在很長時間內積累率過高,對消費品生產的資金、原材料安排不足,給人民生活造成許多困難;尤其是對農業、農民索取過多,給予過少,造成農村大部分地區面貌長期變化不大。這有我們對積累與消費比重安排不當,對農業與農民照顧不夠的一面,也有受到當時物質條件限制的一面。新中國成立后,我們要盡快增強國力、鞏固國防、不再受帝國主義欺負,隻有通過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辦法盡快實現工業化。而重工業建設需要進行大規模基本建設,需要進口設備、增加城市人口,需要農林牧副漁業為工業和城市人口提供大量原材料和商品糧。這就要求實行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以便把全國有限的財力、物力,最大限度地用於鋼鐵、機械、煤炭、電力、鐵路等基本建設,從而不得不對糧食、棉花、油料作物、木材等主要農副產品實行統購統銷,不得不暫時抑制人民的消費,不得不相對犧牲一些農民的利益。

  凡事有利必有弊。毛澤東在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上講:“我們施仁政的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 ﹝5﹞ 周恩來在1954年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也講:“重工業需要的資金比較多,建設時間比較長,贏利比較慢,產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給人民的消費,因此在國家集中力量發展重工業的期間,雖然輕工業和農業也將有相應的發展,人民還是不能不暫時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難和不便。但是我們究竟是忍受某些暫時的困難和不便,換取長遠的繁榮幸福好呢,還是貪圖眼前的小利,結果永遠不能擺脫落后和貧困好呢?我們相信,大家一定會認為第一個主意好,第二個主意不好。” ﹝6﹞ 可見,改革開放前人民生活提高不快除了有工作安排不當的原因外,確實有為工業化建設付出必要代價的原因。隻不過后來的“大躍進”、反右傾,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運動,加重了困難的程度,延長了困難的時間罷了。

  列寧指出:“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 一定的 歷史范圍之內” ﹝7﹞ 。我們今天看待改革開放前那段歷史,同樣要放到當時的條件下。否則,既不可能弄清歷史真相,更不可能找出歷史的經驗和教訓。

  四、要分析造成失誤和錯誤的主觀原因,同時也要把好心辦壞事與個人專斷、個人專斷與專制制度加以區別

  我們黨在改革開放前29年出現的失誤和錯誤,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在主觀原因中,除了經驗不足等難以避免的因素外,也有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工作作風不夠端正等可以避免的問題;在可以避免的問題中,有個人專斷性質的,也有急於求成性質的。對這些都應具體分析,不能一說主觀原因,就都看成是個人專斷問題,更不能混淆個人專斷與專制制度的本質區別。

  毛澤東以及當年中央和地方許多領導同志犯錯誤,普遍與急於求成有關。急於求成當然是不對的,因為它夸大了主觀意志的作用,忽視了客觀規律和可能性,但它的動機往往是好的,是希望建設的步伐再快些,用的時間再短些。鄧小平曾說過:“我們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們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點進入共產主義。這往往使我們不能冷靜地分析主客觀方面的情況,從而違反客觀世界發展的規律。中國過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錯誤。” ﹝8﹞ 另外應看到,急於求成的毛病往往也與人民群眾要求盡快改變落后狀況的急迫心情有關,是上下互動的結果。否則,當年為什麼一下子就能搞起“大躍進”運動呢?

  然而,個人專斷的問題就不同了。正如《歷史決議》所指出的,這種問題的根源在於驕傲,在於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其表現是把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后果是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原則受到削弱以至破壞;其社會原因是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缺少制度化、法律化,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其歷史原因是長期封建社會造成的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影響。但是,受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影響與封建專制制度畢竟是本質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前者是思想作風問題,而后者是社會性質問題。眾所周知,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是中國共產黨而不是別的什麼政治力量,領導人民進行了長期艱苦卓絕的、最堅決徹底的反封建斗爭,並且取得了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統治的最后勝利,使中國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進入到社會主義社會,使中國人民由被奴役被侮辱的地位翻身做了國家的主人。因此,社會主義制度從本質上講是與個人專斷之類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表現相互對立、格格不入的。正因為如此,我們黨才能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提出並著手糾正這種現象。也正因為如此,我們黨在指出這一問題時,並沒有把它僅僅歸咎於某個人或某些人,著重於追究他們個人的責任,而是注重於總結經驗,弄清錯誤的歷史原因、社會原因和體制原因,使全黨從中得到深刻教訓,並在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等政治體制上進行改革,以免后人重犯類似錯誤。

  《歷史決議》在分析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時,一方面指出他負有主要責任,指出這一錯誤與個人專斷作風、與封建專制主義思想影響的關系;另一方面也指出,毛澤東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個人專斷的現象“是逐漸形成的,黨中央對此也應負一定的責任”,這種現象“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物,如果僅僅歸咎於某個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黨得到深刻教訓,並找出切實有效的改革步驟”。 ﹝2﹞(pp.815、819) 這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在處理歷史問題時,不過多追究個人責任而著重汲取教訓的一貫態度。在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同志講到嚴格執行民主集中制時又強調,要“健全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反對和防止個人或少數人專斷”。這再次說明,封建專制主義思想影響是有深厚歷史根源的,不會隻在某個人或若干人身上起作用,也不會僅在短時間內就被清除干淨。不能因為存在個人或少數人專斷的現象,就妄言我們的制度是什麼封建專制主義的。二十多年的實踐証明,我們黨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對個人專斷問題所做的分析完全正確,經得起歷史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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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趙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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