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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1987:理論上的三個重要建樹
曹普
2008年03月19日13:43   來源: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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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至1987年十三大,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段。在這個時段,隨著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許多重要命題,都相繼提出或形成了較為清晰的輪廓。一些研究中國問題的國外學者也認為,這個時段是中共在理論探討上最大膽、最活躍的時期之一。本文擬從簡要回顧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三步走”發展戰略論三個命題提出和確立的過程入手,對這個時段黨的重要理論建樹略作記述。

  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異端”(“商品經濟”)寫進十二屆三中全會文件

  從1978年算起,我們黨為打破“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資本主義”這個“金科玉律”,曲折探索了14年,直到1992年十四大才最終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在這個過程中,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的我國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定位和表述,是實現從傳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的重要的過渡環節。

  早在1978年7∼9月間的國務院務虛會上,孫冶方、薛暮橋等經濟學家就批評了要求消滅商品貨幣關系的“左”傾觀點,提出應更多地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在聽取中國人民銀行負責人匯報時說,他同陳雲談過計劃與市場的問題。陳雲同意“在計劃經濟的前提下,搞點市場經濟作為補充。……市場經濟是個補充,不是小補充,而是大補充”。(《陳雲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頁)。3月,陳雲寫出《計劃與市場問題》研究提綱,提出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都必須有計劃和市場“兩種經濟”的觀點。據此,4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在我們的整個國民經濟中,以計劃經濟為主,同時充分重視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李先念文選》,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頁)。11月26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副總裁吉布尼等人時,也談到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問題。

  此時,也有學者明確主張,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應該定性為“商品經濟”,經濟改革的方向應該是市場取向。1980年9月,由薛暮橋等人執筆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提出:“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佔優勢、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商品經濟。”但這個觀點很快受到批判。有人認為,“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隻能是計劃經濟。……把社會主義經濟降格為‘商品經濟’,當然隻能是一種歷史上的倒退。”在此情況下,1982年黨的十二大在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上沒能取得新的進展,隻是重申和正式肯定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出,對於打破長期計劃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面是一大進步,成為指導初期改革的理論依據。但是它仍然強調計劃經濟,因此也有局限性。十二大以后,隨著改革實踐的不斷深入,政界和學術界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隻有突破“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框框,大膽推進國民經濟總體性的市場化改革,才是中國改革的希望和出路所在,因此提出要為“商品經濟”恢復名譽。

  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1984年9月9日,國務院總理給胡耀邦、鄧小平、李先念、陳雲四位常委寫信,提出“‘計劃第一,價值規律第二’這一表述不確切,今后不宜繼續沿用”,“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35頁)。9月11日和13日,鄧小平、陳雲分別批示同意。這樣, 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鄭重宣布: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從而為“商品經濟”“平了反”。

  對於十二屆三中全會的突破,鄧小平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我的印象是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這個文件,我沒有寫一個字,沒有改一個字,但確實很好。”“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寫出來,也很不容易通過,會被看作‘異端’。我們用自己的實踐回答了新情況下出現的一些新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83、91頁)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的提出,搭起了通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橋梁”。三年后,黨的十三大進一步提出“計劃和市場的作用范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這個表述離確認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隻隔一層紙了。

  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中國的社會主義“事實上不夠格”

  關於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問題,自馬克思以來就是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然而,不管是蘇聯還是我們黨,在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認識上都曾出現嚴重偏差,並導致社會主義在實踐中出現重大失誤。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我們黨重新思考這個問題。1977年10月,鄧小平說:“人們都說中國是個大國,其實隻有兩點大,一是人口多,二是地方大。就發展水平來說,是個小國,頂多也是個中小國家,連中等國家都算不上。”(《鄧小平思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頁)陳雲也說:“我們搞四個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強國,是在什麼情況下進行的。講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什麼事情也搞不好。”(《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頁)據此,1979年9月,葉劍英在慶祝建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社會主義制度還處在幼年時期”,“在我國實現現代化,必然要有一個由初級到高級的過程。”(《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0、233頁)葉劍英的講話,對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現狀作了基本估計,已經孕育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和基本思想。

  在黨的正式文獻中,第一次使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概念的,是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說:“盡管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於初級的階段,但是毫無疑問,我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一年后,黨的十二大報告第二次使用了“初級階段”的概念,指出“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在處在初級發展階段,物質文明還不發達”。但是,十二大以后,有人提出,把我國社會主義定位在“初級階段”是一種歷史倒退,我國目前是處在“共產主義初級階段”而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共產主義在中國已經是“活生生的現實”。1983年初,有關部門還發布了一份關於《共產主義實踐活動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的研究提綱,提出要開展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教育。受此影響,國內關於“初級階段”的研究和討論便沉寂下來,包括前文提到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等重要文件都沒有使用這個概念。

  但是,隨著實踐的發展,人們的認識不斷深化。1986年5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階段》的文章,再次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所處發展階段問題。6月16日,中央書記處研究室《陳雲文選》編輯組在《人民日報》發表介紹《陳雲文選》的文章,呼應了這個問題,提出:“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時期中,社會經濟的發展,還將從低級到高級,經歷若干個歷史階段。我國目前社會經濟文化的實際狀況,表明我們還隻是處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我們搞建設,搞改革,都要考慮這個事實。” 在此情況下,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討論才掀開了新的一頁。1986年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也第三次使用了“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但是,黨的文件中雖然三次出現過“初級階段”的提法,但都未加以發揮,人們關注的焦點自然都集中到了1987年要召開的十三大上。

  1987年3月21日,十三大報告起草小組在報給鄧小平的《關於草擬十三大報告大綱的設想》中提出,十三大報告全篇擬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立論的根據,來規劃各項大政方針。3月25日鄧小平批示:“這個設計好。”(《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52頁)1987年10月十三大召開。大會報告第一次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內涵和基本特點作了系統闡述,指出:“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它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會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我國在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從1956年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這個階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時間”(《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的提出,意義重大,它准確地把握了中國現階段最基本的國情,成為排除“左”右兩種干擾、大膽實施改革開放各項方針政策的有力武器。

  確立“三步走”發展戰略論──從“溫飽”、“小康”到“基本實現現代化”

  “三步走”發展戰略,是我們黨關於中國現代化長遠建設目標的總構想。這個構想,是在對“四個現代化”目標首先作出修正的基礎上提出並逐步完善起來的,到1987年正式確立,前后歷時近10年時間。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久,鄧小平訪問美國,先后參觀了福特汽車廠、約翰遜航天中心、休斯公司、波音公司等大型現代化公司企業,“看到了一些很新穎的東西”,“感到很有收獲”,(《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85頁)。美國社會高度現代化的“沖擊力”,再加上此前在日本、新加坡訪問時的見聞,使鄧小平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國與先進國家的經濟科技差距,由此促使他開始重新思考中國既定的在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可行性問題。

  1979年3月21日,在會見馬爾科姆·麥克唐納為團長的英中文化協會執行委員會代表團時,鄧小平第一次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說:“我們定的目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的概念與西方不同,我姑且用個新說法,叫做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實現四個現代化可能比想像的還要困難些”(同上,第496頁)。兩天后,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又說:“我同外國人談話,用了一個新名詞:中國式的現代化。到本世紀末,我們大概隻能達到發達國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同上,第497頁)。10月4日,在出席中央召開的專門討論經濟工作的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時,他又說:“中國式的現代化,就是把標准放低一點。”(同上,第563頁)“中國式的現代化”概念的提出,表明鄧小平經過國內外比較和思考,對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有了新的認識。

  “中國式的現代化”是什麼樣的現代化呢?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在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談話時給出了答案,就是:“小康之家”。他說:“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同上,第582頁)這是鄧小平第一次用“小康”這個概念來描述中國未來20年的發展目標。“小康”目標一經提出,就引起了國內外的強烈反響,很快成為全黨全民的共識。1982年黨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了20世紀末實現全國工農業年總產值翻兩番、達到小康水平的戰略目標。

  十二大以后,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特別是東南沿海一帶經濟初步繁榮。1983年2月6日至18日,鄧小平專程來到人稱“人間天堂”的蘇州、杭州等地考察了12天,論証“小康”目標的現實可行性,結果信心大增。這樣,從1984年起,鄧小平的注意力開始轉移到“小康”目標實現之后中國的長遠發展規劃問題,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完整地提出了“三步走”的戰略設想。

  1984年4月18日,在會見英國外交大臣杰弗裡·豪時,鄧小平說:與我們的大目標相比,這幾年的發展僅僅是開始。“我們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到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第二個目標就是要在30年至50年內達到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 (同上,第970頁)5月12日,在會見尼日爾國家元首賽義尼·孔切時,他又說:“我們的目標是到本世紀末,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800美元,把中國建成一個小康社會。……我們准備再用三十年、五十年的時間,趕上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同上,第973頁)這是關於“兩步走”的表述。此后,在1984∼1987年的3年時間裡,鄧小平又十余次談到這個問題。1987年2月18日,在與加蓬總統邦戈談話時,鄧小平把此前一直使用的“接近發達國家水平”改成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在此基礎上,1987年4月30日,在會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總書記、政府副首相格拉的談話中,鄧小平第一次全面闡述了我國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並為十三大報告所採納。十三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建設的戰略部署大體分三步走。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本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頁)

  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被鄧小平稱作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雄心壯志”。經過努力,原定2000年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的前兩步目標提前於1995年完成。1997年十五大提出了21世紀前50年新的“三步走”戰略。目前,中國人民正在為建設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而不懈奮斗。
(責任編輯:趙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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