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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毛澤東思想到科學發展觀

——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關系探源

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李  捷

2009年01月06日11:12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今天是歷史的承繼與發展,又是歷史積澱和時代精神的融匯與光大。在黨的十七大提出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的今天,我們需要深入地思索一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是怎樣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怎樣從毛澤東思想發展而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又從毛澤東思想,特別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吸取了哪些有當代價值的養料?這裡,僅提出個人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一、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是怎樣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曾經成功地開辟了中國革命道路。中國革命的勝利証明,照搬別國革命的成功經驗和模式不行,隻有走自己的道路。這以后,中國逐步探索走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同樣是從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的。說起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起點,人們很自然地會想到1956年。其實在此之前,這種探索就已經開始了。其成果具體地體現在1954年共和國第一部憲法裡,體現在通過社會主義三大改造所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體系裡。

  例如,在政治制度上,最重要的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1954年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這不僅明確了共和國的性質,而且從根本制度上把有別於蘇聯蘇維埃大會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確立起來了。

  再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早在1949年制定的《共同綱領》規定:“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 據周恩來在關於共同綱領草案的報告中說:“在討論中曾經出現過兩種其他的想法:第一種以為等到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后,就再不需要人民政協這樣的組織了﹔第二種以為由於各黨派這樣團結一致,推動新民主主義很快地發展,黨派的存在就不會很久了。后來大家在討論中認為這兩種想法是不恰當的,因為他們不合於中國革命的發展和建設的需要。” 這樣,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就和新中國一起誕生,並在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后延續下來,成為長期堅持的基本制度。

  還有民族區域自治制度。1954年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這就把有別於蘇聯聯邦制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從根本上確立起來。

  以上這些,都是同當時蘇聯等社會主義各國相比獨具特色、富有創造性的政治制度,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成果的制度結晶。

  當時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主要是參照蘇聯的制度設計建立起來的。我們后來所說“受蘇聯模式的嚴重影響”,主要是指這方面的情況。即便如此,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確立起來的我國基本經濟制度仍然含有某些自己的經驗、自己的創造。例如,在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上,工商企業除了國營的以外還有公私合營的,農業搞的是集體所有制性質的生產合作社,無論工商業還是農業,都沒有搞蘇聯那樣單一的全民所有制﹔在國民經濟管理體制上,實行的是“大計劃、小自由”,而沒有像蘇聯那樣從上到下一概統得過死。

  1956年,是中國共產黨引以為驕傲的一年。正是這一年,在毛澤東提出的“以蘇為鑒”的思想指引下,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兩項重要成果。其一,就是著名的《論十大關系》的發表﹔其二,就是中共八大路線的制定。這兩項成果,是緊密聯系著的。前者為后者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備,后者則對前者作了重要的補充和發揮。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發表的《論十大關系》,為中共八大路線的制定作了哪些思想准備呢?《論十大關系》首先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方針:“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在這個基本方針的指導下,又提出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的新方針。《論十大關系》從受蘇聯影響最大的經濟建設破題,十大關系中有六項都是有關經濟問題的。在這篇講話中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新方針是:在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上,重點發展重工業,同時也要加大對輕工業和農業的投資比例﹔在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上,要大力發展內地工業,改變不合理的工業布局,同時也要充分發揮沿海工業的作用﹔在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的關系上,要下決心降低國防費用的比例,多搞經濟建設﹔在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上,中央和省市要給工廠一定的權力,允許工廠有一定的獨立性,要統籌兼顧,保証農民增產增收﹔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上,要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在中國和外國的關系上,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

  《論十大關系》還提出了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的新方針。這就是:在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上,要誠心誠意地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鞏固各民族團結﹔在黨和非黨的關系上,要堅持多黨合作,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在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上,社會的鎮反要少捉少殺,機關的肅反要一個不殺大部不捉﹔在是非關系上,要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這些思想,后來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裡,又有新的闡發。在討論《論十大關系》期間,毛澤東受到發言者的啟發,還概括提出了領導科學文化建設的“雙百”方針。他明確指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

  這樣,在中共八大召開之前,從建設指導思想到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和科學文化建設的基本方針,都已經有了比較清晰的輪廓,為制定中共八大路線奠定了思想基礎。

  中共八大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后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確地分析了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后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明確了國內社會主要矛盾和黨的主要任務,既集中體現了《論十大關系》的探索成果,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具體說來,中共八大路線對《論十大關系》作了哪些重要的補充和發展呢?

  第一,明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

  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指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這個任務是很艱巨的,我們必須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採取正確的政策,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條件,來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

  第二,進一步明確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基本方針。

  大會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指出:“必須把各項計劃指標放在既積極而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既要充分估計到各種有利條件,反對那種看不到各種潛在力量、低估群眾社會主義積極性的右傾保守的偏向﹔又要充分估計到各種不利的因素和可能發生的困難,反對那種缺乏實際根據、不考慮可能條件、不注意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急躁冒進的偏向。” 在劉少奇所作的政治報告裡,還提出“我們應當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建成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工業化建設目標。

  第三,著重提出執政黨建設問題。

  鄧小平在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裡,深刻分析了中國共產黨執政后的新情況新變化,強調堅持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的意義,提醒全黨不斷開展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強調堅持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提醒全黨加強集體領導、反對各種形式的個人突出和個人崇拜﹔強調堅持黨的團結和統一,提醒全黨反對各種破壞團結和統一的行為。

  第四,進一步闡述了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的政治發展方向。

  劉少奇在政治報告裡提出:“我們的國家制度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的結合。”“目前,在國家工作中的一個重要任務,是進一步擴大民主生活,開展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 在此之前,周恩來還提出“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的思想。 為了發展黨內民主,中共八大作出一項重要決定:“黨中央委員會在黨章草案中,決定採取一項根本的改革,就是把黨的全國的、省一級的和縣一級的代表大會,都改作常任制,多少類似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那樣。”“我們相信,這種改革,必然可以使黨內民主得到重大的發展。”

  第五,對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提出了若干重要的、富有遠見的設想。

  在這些設想中,最值得提及的是陳雲在題為《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高潮以后的新問題》的發言中提出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思想。他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情況將是這樣:在工商業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這種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至於生產計劃方面,全國工農業產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計劃生產的,但是同時有一部分產品是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自由生產的。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因此,我國的市場,絕不會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而是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裡,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這種自由市場,是在國家領導之下,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因此它是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組成部分。”他認為,這種市場“絕不會是資本主義的市場,而是適合於我國情況和人民需要的社會主義的市場”。

  歷史証明,中共八大路線是正確的。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開始的撥亂反正,就指導思想來說,實際上就是恢復黨的八大正確路線,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正因為如此,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它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探索並未就此止步。又過了半年,1957年2月,毛澤東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把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推向新的高度。這一新的突破,是從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及其運行規律的認識開始的。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及其運行規律取得了哪些新的認識呢?

  第一,運用唯物辯証法的對立統一規律和矛盾學說,深入剖析社會主義社會的實際狀況,並吸取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的嚴重教訓,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史上,創立了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中,毛澤東第一個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不但普遍存在著矛盾,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而且正是這些基本矛盾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這樣,毛澤東把對立統一規律這個宇宙的根本規律貫徹到底,為社會主義社會持續不斷的發展,找到了動力,贏得了主動。

  第二,在現實生活中各種錯綜復雜的矛盾中,找出最具有本質特征和影響全局的矛盾,進一步創立了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兩類矛盾的學說。毛澤東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兩類社會矛盾,即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分為勞動人民之間和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之間兩種情況,前者是非對抗性的,后者除了對抗性的一面,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內部矛盾,要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人民內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和自我教育的方法來解決。他還提出,要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調動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因素。

  第三,根據統一戰線的歷史經驗,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和各民主黨派在社會主義改造中的積極表現,提出了“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一般地屬於人民內部的階級斗爭”的論斷,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堅持和發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奠定了新的理論依據。把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把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作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是空前的。

  第四,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為指導,提出了在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裡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方法。毛澤東指出:在大規模的群眾性的階級斗爭基本結束以后,階級斗爭並沒有完全結束,主要表現為意識形態方面的思想斗爭,而且大量地屬於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如人民內部存在的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非無產階級的思想等等。他還進一步提出了判斷人們的言論和行動的是非標准,即六條政治標准,並指出,在這六條政治標准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共產黨領導這兩條。

  第五,闡明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針。其中包括:“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方針,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社會主義教育方針,勤儉建國方針,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多黨合作方針,等等。

  第六,提出並論述了中國工業化道路問題。在充分肯定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同時,強調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在此之前,毛澤東在1956年下半年,還提出了“我們又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的思想。

  總之,《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無論對中共八大確定的政治路線,還是對其確定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發展的具體方針,都有重要補充和重大發展,特別是從理論上使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社會的認識大大地向前推進了,集中體現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八大后繼續探索取得的積極成果。

  1957年下半年以后,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逐漸進入了曲折發展的時期。

  這期間,既犯了經濟上急於求成、急躁冒進的錯誤(如“大躍進”),又犯了政治上混淆兩類矛盾、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如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但是,痛定思過。在覺察、糾正和反思的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積極探索並沒有就此止步,而且還在發展。如果說,前一段的探索成果主要是源於總結成功經驗的話,那末,后來的探索成果則是對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總結。

  1957年下半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澤東等從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中總結提出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想主要有:

  第一,重新端正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想路線,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深入調查研究,實事求是。

  “大躍進”搞亂了人們的思想,敗壞了黨的作風,唯意志論的瞎指揮和浮夸風盛行。三年嚴重困難,使全黨同志猛醒過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大聲疾呼“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提出要使1961年成為實事求是年。這次會后,他親自指導三個調查組,分赴浙江、湖南和廣東農村。這次調查的成果,對於制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迅速恢復農村經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1961年3月召開的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印發了失而復得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這篇文章對於全黨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深入調查研究,推動極大。他還提出兩個一定要:“一定要搞好調查研究,一定要貫徹群眾路線。” 在他的督促和帶領下,一時間在全黨形成了一股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搞調查研究的風氣。

  在調查研究中,毛澤東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還知之不深,因此深感進行理論創新的必要。他指出:“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

  1963年11月,毛澤東提出:“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 這是對真理標准問題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最經典的概括。

  第二,從理論上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需要劃分階段的問題,作出中國正處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的重要論斷。

  超越階段,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產生的理論根源。第一次鄭州會議以后,逐步劃清了公社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明確了現在所處的階段仍然是社會主義發展階段。但是,社會主義社會要不要劃分階段,當前究竟處在社會主義的哪一個發展階段,對這兩個問題並沒有搞清楚。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裡提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 初步確認中國處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這是認識上的一個重要收獲。

  第三,提出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為社會主義服務。

  長期以來,包括蘇聯在內,對於社會主義社會還要不要商品生產、還能不能大力發展商品生產的問題,一直搞不清楚。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更是刮起了一股取消商品生產的風。針對這個問題,1958年11月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明確指出:“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他提出,要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認識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 后來他又指出: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隻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

  第四,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要以農、輕、重為序,進一步發展了關於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思想。

  1959年7月,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前期提出:“過去安排是重、輕、農,這個次序要反一下,現在是否提農、輕、重?”“過去是重、輕、農、商、交,現在強調把農業搞好,次序改為農、輕、重、交、商。這樣提還是優先發展生產資料,並不違反馬克思主義。”問題的核心,是“要把衣、食、住、用、行五個字安排好,這是六億五千萬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問題”。 從以重工業為中心、農輕重並舉到以農輕重為序,這是對中國工業化道路認識上的重要發展。

  第五,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要注意搞好綜合平衡。

  在“大躍進”中,由於片面追求完成不切實際的鋼產量指標,嚴重破壞了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1959年6月毛澤東在同外國來賓的談話中提出:“搞社會主義建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綜合平衡。比如社會主義建設需要鋼、鐵等種種東西,缺一樣就不能綜合平衡。” 他在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期指出:“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主要缺點是沒有搞平衡。說了兩條腿走路、並舉,實際上還是沒有兼顧。在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還說:“有三種平衡:農業內部農、林、牧、副、漁的平衡﹔工業內部各個部門、各個環節的平衡﹔工業和農業的平衡。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是在這些基礎上的綜合平衡。”

  1964年5月,毛澤東在聽取國家計劃委員會領導小組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的設想的匯報時指出:“隻能是有多少錢辦多少事,不要從我們這些人的壽命來考慮事情,要按客觀規律來辦事。客觀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財政收入你們不要打得太滿了,打滿了危險!過去我們吃過虧,把收入打得滿滿的,把基本建設戰線拖得長長的。”“要把基礎工業適當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適應。”

  第六,在系統總結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領導全黨制定了各行各業的工作條例,初步形成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各項具體政策。

  毛澤東認為:“有了總路線還不夠,還必須在總路線指導之下,在工、農、商、學、兵、政、黨各個方面,有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 這是糾正錯誤、戰勝困難的需要,更是深入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需要。毛澤東率先主持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這以后,在鄧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先后制定了《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等工作條例,形成了一個制定各行各業工作條例的高潮。

  毛澤東把這次制定各方面的工作條例看作是系統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探索經濟建設規律的一次嘗試,他提出要求說:“在總路線指導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必須通過從群眾中來的方法,通過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的方法,對工作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經驗,作歷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觀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們主觀臆造的規律,才能制定適合情況的各種條例。這件事很重要,請同志們注意到這點。”

  第七,正式提出實現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奮斗目標,並制定了兩步走戰略。

  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裡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

  按照原來的估計,把中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國家,大概需要五十年時間。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又作出一個新的估計:“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 從五十年推遲到一百年,這不僅是時間上的調整,也是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的調整,變得比較穩妥,比較切合中國的實際。

  在中共八大上,曾經提出要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建成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奮斗目標。到了1963年,在考慮國民經濟發展第三個五年計劃時,周恩來提出:“國民經濟體系不僅包括工業,而且包括農業、商業、科學技術、文化教育、國防各個方面。工業國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比隻提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更完整。蘇聯就是光提工業化,把農業丟了。”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周恩來在全國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代表中共中央鄭重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和分兩步走的發展戰略。在審閱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時,毛澤東加寫了一段話,比較系統地概括了關於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行趕超戰略的基本思路:“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採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 在這裡,毛澤東把盡量採用先進技術作為現代化建設成敗的關鍵,是很有眼光的。1963年12月,他在聽取聶榮臻關於十年科學技術規劃的匯報時,還提出:“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

  實際上,大規模現代化建設從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起就已經開始了。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又進入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經過近十年的曲折探索和曲折反復,中國共產黨人才終於比較完整地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奮斗目標和分兩步走的發展戰略。這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的最高成果,也是建國以來現代化建設基本經驗的總結。

  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相適應,毛澤東還提出:“搞經濟關門是不行的,需要交換”。 他還指出:“資本主義各國,蘇聯,都是靠採用最先進的技術,來趕上最先進的國家,我國也要這樣。”

  以上,我們分了三個階段簡要回顧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歷程,著重回顧了探索取得的積極思想成果。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是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繼續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不斷進行理論創新的思想動力和智慧源泉。正如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所指出:“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同所有偉大的思想家一樣,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辛探索,也具有時代的和歷史的局限性。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盡管提出了要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歷史任務,體現了理論創新上的高度自覺,並且在許多方面開始具有自己的特點,但從經濟體制上說未能突破傳統社會主義的制約,而那些具有中國特點的制度也因為不斷受到“左”的沖擊,或者未能繼續完善,或者未能很好堅持﹔其二,在1957年下半年以后,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傾向開始發展,中共八大對國內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判斷被根本動搖,此后幾經反復,終於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后,使“以階級斗爭為綱”在黨的指導思想上佔據了主導地位,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演變成為“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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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趙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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