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運火車票網絡出售，一位農民工通過媒體投書鐵道部，直言網絡售票對一些農民工而言“太復雜，不太切合實際”。這樣的呼聲，讓人心酸，也再次折射出農民工這一群體的相對弱勢處境。
此前，農民工輸入大省廣東和農民工輸出大省河南的主要領導，都提出將適時取消“農民工”稱謂。消除附著在稱謂上的歧視確實很重要，但農民工遭遇火車票網購門檻一事也提示人們，要真正實現農民工與城市的融合，並非稱謂改變就能完成。
實際上，對農民工問題，中央高度重視，不斷推出給力的“頂層設計”。“十二五”規劃綱要就對農民工同工同酬、戶籍轉換、就業培訓、權益保障等提出明確要求﹔民政部出台的《關於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社區的意見》，描繪了農民工參與社區生活的“路線圖”。這樣的政策導向和制度構建，無疑是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重要保証。
【詳細】 叫不叫“農民工”不是關鍵
要促進農民工群體的“社會融合”，不僅需要政策壁壘的漸次打破，也不僅需要“身份迷失”的不斷厘清，更需要各個職能部門、服務機構乃至整個社會在“治理末端”的切實努力。
比如，網絡售票是好事，但如果能更多考慮不會上網的農民工等群體的需求，提供更合理的售票策略，開辟更多農民工團購票渠道，提供更多有針對性的售票服務，或許能讓農民工的春運之旅更加暢通。交通部門如此，郵政、銀行、醫療、教育等相關機構、部門，同樣可以做得更好。
【詳細】
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曾說,“工農商學兵,是以職業來劃分的,在這5個職業當中,哪有一生出來就是工人的?哪有一生出來就是商人的?唯獨農民,一生出來就是農民,以后干什麼就都是農民了。進城當了工人,還是農民工。”事實証明,農民已經不僅是一種職業,更是一種身份,代表特定的群體階層和社會地位,而且這種身份地位還有被固化的趨勢。
事實上,很多新生代農民工,雖已進城很久,早已脫離農業和土地,也不太可能再回到農村,但仍背著一個“農民工”、“外來工”等稱謂,時時提示你的出身和背景。這無疑是不公平的、落后的現象。從這個意義上說,改變“農民工”、“外來工”稱謂確有必要,有助於剝離農民工的身份標簽,把他們還原為城市普通勞動者、從事不同職業的公民,平等地納入勞動和就業保障。
【詳細】 用什麼名稱取代“農民工”？
從更深層次意義講,取消“農民工”、“外來工”等稱謂還只是一個較為表面化的工作,更為關鍵的還是打破制度藩籬,切實保障“農民工”、“外來工”的合法權益。隻有從法律制度層面和情感角度,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外來工”的身份問題,徹底消除對他們制度性的歧視,切實保障和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讓他們切實感受到社會的認同與包容,真正享受到城市發展與改革的成果,才是治根之策。基於此,需要進一步探索建立“農民工”、“外來工”根據職業和工作年限等享受相應基本公共服務的制度,促進外來務工人員與本地居民真正融合。
【詳細】
近年來，從政府到學術界到民間社會，很多聲音都在呼吁為“農民工”改名，也有一些地方已經開始了這方面的實際工作。這些提法和做法無疑是值得肯定與提倡的。長期以來，農民工群體從事著的多是又苦又累的工種，生活環境較差，使得“農民工”三個字一定程度上貼上了受歧視的標簽，往往與文化程度不高、臟亂差等劃等號。因此，取消這一稱呼，體現了地方政府對農民工群體的一種尊重意識。
但是，從根本上來講，農民工群體受歧視，並不單純是因為“農民工”這個稱呼。“農民工”指的是“農業戶口的工人”，從稱呼本身來講是一個客觀表述，並無歧視含義。隻不過，因為城鄉二元結構和發展差距的存在，造成農民工進城后和城市職工無法享有平等的待遇，從而使得“農民工”這個稱呼帶上了歧視性的色彩。
【詳細】新聞背景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政府管好該管的事 適時取消“農民工”稱謂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農民工”一詞存歧視色彩 社會應慎用
農民工是中國特有的城鄉二元體制的產物，是特殊歷史時期出現的一個特殊社會群體，正是因為有這個特殊群體在很多方面無法和城鎮職工劃等號，才有了“農民工”這個專門的稱呼。因此，僅僅從稱呼上取消“農民工”還是不夠的，對於這一在城鄉夾縫中生活的特殊群體而言，他們更盼望的是，政府如何能從消除城鄉二元結構，提升農民工整體素質，改善農民工生活、就業狀況著手，使農民工在戶籍、就業、社保等方面完全等同於城鎮職工。隻有這樣，“農民工”才算是真正退出了歷史舞台。提出取消“農民工”稱謂可以說是對農民工的關心，但為農民工多作些實事，可能更重要。
【詳細】廣東有意取消“農民工”稱謂各地推不同舉措促“農民工”融入城市引熱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