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你若和他探討中國哲學或儒學的問題，讓他為有關的著作寫個序言等，他總是說你“問路於盲”，委婉地謝絕你

　　季先生雖然是學貫中西的大師並早年就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但是若在十幾、二十年前，你若和他探討中國哲學或儒學的問題，讓他為有關的著作寫個序言等，他總是說你“問路於盲”，委婉地謝絕你。這固然是季先生的謙虛，但也確實表達了他的真情，他當時總是毫不隱晦的說，自己不善“義理”之學，對“義理”之學沒有興趣。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季先生開始對“義理之學”發生興趣———誠然，季先生談“義理”，沒有高深玄妙的詞句，行文有如他一貫的文風，平實、生動、吸引人，絕無矯揉造作之詞。他也從不妄下結論，而是重事實、重資料，往往大段引証同道者的文章或觀點———這也是他有意涉及儒學的開始。自上世紀90年代始，他連續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天人合一”問題的著述，闡述了他對這一問題的系統思考。季先生並不跟風，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學術上，但他又始終站在學術前沿，把握時代脈搏，不是一個脫離時代潮流的“古董”學者。

　　●季先生關注儒學和中國哲學，自有他的知識背景和獨特視角

　　季先生關注儒學和中國哲學，自有他的知識背景和獨特視角，自有他的大思路和寬廣胸懷。他講“天人合一”，“不限於思孟，也不限於儒家”，並且，不限於中國，甚至不限於東方。在探討有關“天人合一”的文章中，他不僅講了儒家先秦、漢代、宋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道家老子、墨子的有關思想，並且講了印度“梵我一如”的人與自然合一的思想，朝鮮李朝時期權近的“天人心性合一之圖”的“天人合一”思想，日本當代哲學和日本問題專家倉澤行洋博士對“天人合一”的詮釋和理解等等。由此，季先生認為“‘天人合一’的思想是東方思想的普遍而又基本的表露”，“這種思想是有別於西方分析的思維模式的東方綜合的思維模式的具體表現”。他還把“天人合一”這種東方的哲學思維與西方雪萊《詩辨》中的詩人思維進行對照，從而印証了東、西方各注重綜合的和注重分析的兩大不同思維模式。季先生對“天人合一”的研究正是基於東方綜合的思維模式進行的。

　　●季先生審慎地提出了著名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論斷

　　季先生審慎地提出了他著名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論斷。他是以東、西文化歷史性交流的大思路來提出這一觀點的。從近代以來“西風”流行、西方文化無情地沖擊東方文化，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東方傳統、東方文化在國際上重新受到世人重視，季先生以他的經驗和閱歷，以他的知識和學養提出這個問題，可以說他是這段歷史的見証人。而儒學作為東方文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近代在東方的普遍衰落到當今的重又復蘇，也恰巧印証了東、西方文化關系的這種歷史變遷。這大概也就是季先生與儒學“結緣”的深刻原因吧。

　　我1965年入北大東語系，次年發生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70年畢業離開北大。“文革”前對季先生惟有的一次深刻印象就是在系裡新生大會上，他作為東語系系主任和我們新生見面並講話，我的5年大學生涯，僅隻第一、二學期學了8個月的阿拉伯語，以后，由於被迫非專業對口分配和后來改行研究中國哲學的經歷，使得頭腦裡僅存的一點阿拉伯文記憶幾乎全還給老師了。所以我總是愧對東語系，更不敢忝列於季先生弟子的行列中。

　　●季先生研究儒學並非偶然，他早為今天東方儒學的研究做了不少理論和資料上的鋪墊

　　“東方學”經歷了這些年的發展，現在已初具規模了。2001年我正主持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當代東方儒學”，曾寫過《東方文化與東方儒學》一文，目的是要使近年來頗受世人矚目的儒學，名正言順地加入到東方學的研究對象行列中，這一點也似乎得到了同行的認可。而東方學這個學科在中國，大家都知道，是由1946年開始，季羨林先生在北大創辦東語系時才正式創立的。我為自己在大學畢業后，繞了一個大圈，現在又能回到季先生學生的行列中而感到欣慰。

　　雖然儒學這個概念眾人並不陌生，但是東方儒學作為一個囊括東亞、東南亞地區中的中國、朝鮮、日本、越南、新加坡、泰國、印尼、馬來西亞以及中國香港、台灣地區的儒學和儒學研究狀況的學科概念，要樹立起來，還需要很多理論的論証。這些論証包括東方、東方文化類型和文化圈的概念，以及東方文化的特點，東西方文化交流、東方文化體系內部各國文化的相互影響和交融，還有東方價值觀等各個方面。季先生對上述許多問題都有精到的論述，特別是季先生的《中印文化交流史》（新華出版社，1991年）中披露的《慈恩傳》卷五記載的玄奘在印度與戒日王初次會面時的談話，其中涉及到《秦王破陣樂》，玄奘介紹秦王的一段話，很鮮明地表現了儒家的聖人觀和中國傳統的帝王思想等。這段中印交流的史話對早期的東方儒學研究無疑是非常珍貴的資料。由此，我才知道，季羨林先生研究儒學並非偶然，他對東方學學科的創立，以及多年來他對東方文化及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早已為今天東方儒學的研究做了不少理論和資料上的鋪墊。

　　●人稱季先生為“雜家”，但他又不是“游騎無歸”，其實“雜家”二字總是劃引號的

　　現在人們稱季先生為大師，所謂大師就要學識淵博、學貫中西，但他又不是“游騎無歸”，而是有自己的學問根底。所以人稱季先生為“雜家”，其實“雜家”二字總是劃引號的。我看到高鴻先生寫的《季羨林先生學術小傳》，上面列舉季先生涉足的學術領域有14項。其中有11-12項（包括印度古代語言、古代文學、佛教史、文化交流史、比較文學、中西文化比較等）大體可以歸為當今東方學的范疇。所以，我認為季先生亦可以算作是一個東方學家，他在中國創立的東方學學科至今在世界上也是處於學科前沿地位的。由此我想到我們今天創學科往往隻著眼於“建”，就是搭架子，而忽視了“做”，其實真正的學科是靠扎扎實實的學問功底，老老實實地做學問而“做”出來的。為此，就要有求實學之意，而戒務虛名之心。這也是我從季先生用畢生心血來做學問，並創立了中國的東方學學科的不平凡經歷中，得到的一點小小啟示。

　　（作者為山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季羨林研究所特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