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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大師何以造就
  2005年04月25日08:48 【字號 】【留言】【論壇】【打印】【關閉
 

  中國有能力創辦世界一流研究院

  鄒恆甫(武漢大學長江特聘教授)


  武漢大學高級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他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也是第一個進入世界銀行研究部的中國高級經濟學家。目前,已在國際經 濟學界權威雜志上發表了40多篇論文,在宏觀經濟學領域作出了突出貢獻。入選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蒙代爾擔任主編的《世界商業評論》評選年度“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

  中國有句名言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我們這些搞經濟、金融科學的,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赫克曼、羅伯特·蒙代爾一起,受聘為本屆長江學者講座教授,頗感壓力,同時也非常激動。

  大學需要大師。上次我和北京某高校的人開玩笑 其實你們隻要請四個人就可以了。宏觀經濟學請個世界級大師,微觀經濟學請一個大師,計量經濟學、金融學再各請一個大師。隻要有這四位大師級人物,各國青年學生就會上中國留學了,而不會選擇去美國。我認為這是可行的,也是能做到的。戰國時代、魏晉南北朝,我們出了那麼多有名的思想家、科學家。今天,我們應該建立起類似的研究機構,辦幾所名符其實的高等研究院。我們也有這個財力,養得起一批士大夫。

  那麼,如何創辦世界一流大學和研究機構呢 我們從普林斯頓這個小城鎮當初如何辦起高等研究院 IAS 得到一些啟示。1933年,班伯格兄妹捐了500萬美元,辦起了日后對世界具有重大影響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剛開張時,該院隻請了五個人。他們是愛因斯坦,馮·諾依曼,接著是戈德爾,后來是數學家亞歷山大,再后來是數學家沃爾布倫。結果,靠這5人普林斯頓名聲大噪。

  對於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大家並不陌生,也是中國人引以為驕傲的。中國近代史上,幾乎每一位科學大師都與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有著密切的關系 當年,院裡要把陳省身先生留下來,讓他當數學聯刊主編;華羅庚先生成名於普林斯頓;楊振寧先生、李政道先生也在那裡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丘成桐先生在那裡得的菲爾茲獎……

  長期以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做的,是無用知識的有用性。隻有無用知識,才是最終最有用的。科學巨匠牛頓、愛因斯坦,他們的科學研究對后來的科學發展影響巨大。從某種意義上說,今天我們需要更多踏踏實實坐冷板凳、扎扎實實搞學問的人。

  大力激發青年科學家拼搏意識

  崔佔峰 (大連理工大學長江講座教授)

  1984年獲大連理工大學碩士學位,1987年獲得博士學位。1988年到英國作博士后,1991 1994年先后在愛丁堡大學、牛津大學作講師。2000年起,任牛津大學工程科學系化學工程學科主任、學科教授。他是牛津大學歷史上第一位華人教授,也是牛津大學最年輕的教授之一。

  “長江學者獎勵計劃”在國外是非常有影響的。留學人員以能回國競聘為長江學者為榮,受聘為長江學者也是許多年輕留學人員的努力目標。我認為這一計劃之所以成功,關鍵在於“人才為本”,這與國外著名大學的強校戰略是一致的。長江學者獎勵計劃在我國屬於“超常規舉措”,其影響不僅在集聚高層次人才,也喚起和激發了許多正在成長的年青人的奮斗和拼搏意識。

  近幾年來,看到國內高校的目標已轉向國際前沿,這使人振奮。我認為,加快國內大學建設,可以多種形式、多種渠道利用海外優質人才資源,特別是腦力資源

  一、邀請海外專家參與重大項目評審。在國際上,重大項目的評審均有國外專家參與,不僅僅因為他們的學術水平,主要還在於他們能提供不同的審視角度。國家是否可以考慮在重大項目,比如說863、973計劃、985工程平台建設、長江學者、創新團隊等國家重大項目評審上,適當聘請海外專家參與。

  二、重點大學的學科建設和發展方向。比如可以請3 5名海外高層次人才,對某一大學某一相關學科進行“會診”,對該學科的國際化發展提出建議。

  三、建立教育部長國際合作基金。可以促成國內外大學的交流和合作。錢不在多,但要短、平、快。具體項目專款專用,申請簡便,審批迅速。
  

哲學社科學者要關注重大理論實踐問題

  姜波克 (復旦大學長江特聘教授)

  復旦大學國際金融系博士生導師,留學英國並獲得博士學位。1992年回國任教。他主編的《國際金融學》獲得教育部及金融界的普遍贊譽,認為是國際金融第三代教材誕生的標志;《國際金融新編》獲上海市優秀教材一等獎,列為教育部全國推薦教材。他主講的國際金融專業主干課程教學改革獲上海市教學成果一等獎、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

  作為第一批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我感到十分榮幸,同時也感到巨大的責任和壓力。匯聚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優秀拔尖人才,參與研究和解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和作用。

  我認為,作為長江學者,首先要有高度社會責任感、使命感和奮斗精神,要為解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些實際問題作出貢獻。這就要求每一位長江特聘教授通過自身研究探索,不斷提高擴大其全球理念和前沿視野,否則,無法領導長江學者創新團隊並做出真正有價值的創新成果。

  我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第27個年頭,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這些挑戰不僅來源於我國社會固有的條件和傳統的習俗,還日益來自國際上的競爭和壓力。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長江學者更要了解國情,立足改革發展實際,解決現實問題。

  1997年,我們遇到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當時國內很多項目被迫停止,經濟一度到了緊縮的邊緣。近兩年,我們又面臨外資持續流入,外匯儲備超常增加,外部失衡嚴重,人民幣升值壓力巨大;另一方面,我們嚴重擔心人民幣升值會沖擊國內的就業和經濟增長,我國經濟面臨嚴重的外部均衡和內部均衡的相互沖突。解決開放經濟下的這對矛盾,需要對傳統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和學科體系進行創新和發展。

  我在2000年提出創立內外均衡為研究對象的國際金融學。這項工作現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我想在長江學者計劃的支持下,發展一套較完整地解決內外均衡相互沖突的理論體系,為豐富我國開放條件下的宏觀經濟政策理論和發展一門完整的新學科———國際金融學做出貢獻。


來源:光明日報 (責任編輯:字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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