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於20世紀初的、既繼承又超越了傳統考據學的“新歷史考証學”，和馬克思主義史學一起，並稱中國20世紀史學的兩大主流學派，它們的成就構成中國20世紀史學兩項最珍貴的文化遺產。對新歷史考証學進行深入研究和系統總結，是20世紀史學史的重要課題。這方面的研究雖有不少成果，但發展不平衡，特別是對新歷史考據學形成條件、學術內涵、時代特征、歷史地位等缺乏系統深入的分析。最近，陳其泰主編的《20世紀中國歷史考証學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彌補了這些缺陷，使新歷史考証學研究在廣度深度上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標志著20世紀學術史研究的重要突破。該書有以下特點：

　　一、系統全面，結構嚴謹。本書對20世紀中國歷史考証學發展的論述是以成就和影響最大的考証名家為中心展開的，同時也兼顧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學科領域和不同地區的相關學術活動。它不但系統翔實地介紹了新歷史考証學最著名的代表王國維、陳寅恪、陳垣和胡適、顧頡剛、傅斯年，還介紹了在斷代史和專門史領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孟森、呂思勉、岑仲勉、錢穆和湯用彤。以上學者的主要學術活動在1949年以前，讀者從中可以了解歷史考據學在1949年以前發展的基本情況。接著，本書又分別介紹了大陸學者徐旭生、陳夢家、徐中舒、譚其驤、唐長孺和台港學者勞榦、嚴耕望、饒宗頤、張光直的成就和貢獻，他們的學術活動主要在1949以后，讀者從中可以了解1949年以后歷史考據學的發展情形。上述考証名家的學術活動代表了20世紀中國歷史考據學的主要成就和最高水平，以他們為中心進行論述，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基礎和成果，也有利於論述的具體和深入。本書還安排了專章全面分析20世紀歷史考証學形成的背景和條件，並從方法論的角度對新歷史考証學的學術內涵和時代特征進行闡釋，這樣就構成了完整而嚴密的結構，全面地向讀者展示了20世紀中國歷史考証學豐富多彩的內容和波瀾壯闊的發展。

　　二、翔實具體，內容厚實。本書無論對20世紀歷史考証學形成條件的分析，或是對20世紀考証名家的評介，都不是徒托空言，而是“驗之行事”。給我印象尤為深刻的是這些述評的具體入微。每項研究是在什麼背景下進行的，前人研究的基礎如何，有哪些分歧和存在問題，該學者通過什麼途徑、採取什麼方法，解決了什麼問題，取得了哪些成果，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人們還可以看到這些成果的后續發展：它們如何在以后的學術研究實踐中接受檢驗，獲得証實或有所修正，當前又有哪些相關的最新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這些介紹的時間跨度往往長達幾十年。簡直就是簡要的動態的專題學術史。這些介紹看似瑣細，實際上很有用，不但使人們對該學者的學術活動和學術成就有具體的了解，增長知識，而且可以從中獲得治學理論方法上的有益啟示。

　　三、立意高遠，分析精當。本書作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高度來考察新歷史考據學的形成和發展，深刻分析了中國重視歷史考據的悠久傳統、尤其是乾嘉之學的興盛為新歷史考據學的產生提供了良好的種子和土壤，而又因緣際會，獲得時代提供的陽光雨露的滋養，遂催開了在史料利用、治史觀念、考史方法上都達到更高層次的新歷史考據學之花。這一理念貫穿於全書對每位新歷史考據學代表人物的分析之中。作者指出，“融合中西學術之優點，不斷開拓，勇於創新，是20世紀考証學家取得成功的共同經驗，也是可敬的前輩們給我們留下的寶貴思想財富。”這是作者研究20世紀歷史考據學之后得出的對今后學術發展具有啟示意義的最重要結論。該書的最后一章又集中從“擴大史料范圍，發現新問題”，“推進史學科學化的努力”和“探求歷史的深層認識”三個方面對新歷史考據學作方法論層面的分析和闡析，從而對新歷史考証學諸名家的理論方法及其得失做出進一步的評價。作者指出，新歷史考証學和馬克思主義史學並非對立的關系，唯物史觀與實証史學在治史方法上是相通的，而又遠遠高於實証史學。同時，又用譚其驤、唐長孺等人在新中國成立后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令人信服地証明，新歷史考據學家在接受唯物史觀的指導后，歷史考據學繼續獲得發展，並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