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以來學術進展多以提出新方法為成就,這一點揆諸中西學術發展史,皆可得出有效的驗証。中西史學比較研究同樣如此,其比較方法的演進主要經歷了“中心論”與“異同論”兩個階段,與此相適應,研究角度也先后從“西 方中心主義”、“中國中心主義”而轉向了“互為主體的雙向比較”。至此中西史學比較方法論已經達到了一定的高度。美國弗吉尼亞州立大學汪榮祖教授所著《史傳通說———中西史學之比較》（以下簡稱《通說》）在中西史學比較方面體現出了與眾不同之新思維,其意義在於使中西史學比較由前此注重於對比較方法的探索轉向對新史學思想產生方法的追求,完成了對中西史學比較方法的新超越。

　　其一,《通說》對“中心論”的超越。所謂“中心論”是在兩種不同文化交流過程中,以其中的一方為中心,對另一方進行對比和價值判斷。其思想源於柏拉圖,明確於基督教教義,經18世紀唯理學派論証,而完成於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長期以來,西方學者把近代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和較早實現工業化歸之於歐洲文化的特殊性和優越性,而認為明清時期的中國是處在停滯不前的落后狀態,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發生的一些變化則是由西方文明的沖擊引起的。這就是所謂“歐洲中心論”和由此派生出的“沖擊——回應模式”。1984年,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柯文（PaulA.Cohen）教授提出“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史的主張”為代表,形成了一個與“歐洲中心論”截然相反的“中國中心論”。事實証明,以任何一種文化為中心,都是預先設定了以某一文化的單方價值為標准,因而其結果隻能是某一文化對其它文體的統一或同化,而文化的統一或同化,並不是文化的發展。

　　《通說》以《文心雕龍·史傳篇》為基礎,以類似於“關鍵詞”的方式,選取了最能代表中國傳統史學各個不同領域的二十四個關鍵詞,對中國傳統史學的各學術領域加以專門研究。以此為線索,合而觀之,則此二十四個專題在中國史學發展史的主題貫穿之下,形成了一部簡明扼要的中國史學發展史。與此同時,《通說》還把每一專題皆納入到中西史學的視野中,盡可能將西方史學相關之材料搜羅畢盡,加以對比參驗。這些相關的西方史學材料在其說明對証的中國史學專題的體系下,也相對地形成了一個體系完整的西方史學發展史。這樣《通說》就以自己特有的寓比較方法於具體的史料排比中的方式,超越了中心論的模式,在比較的同時也完成了中西史學體系的歸納與整理,從而為二者的會通與融合打下基礎。在此基礎上所引伸出來的結論必將是超越二者的新成果。

　　其二,《通說》對“異同論”的超越。近年來,在對“中心論”反思的基礎上,在中西史學比較上逐漸形成了代替它的“異同論”。認為隻有既比較兩者的‘異’,又比較兩者的‘同’,才能看出各自的特色。

　　《通說》在中西史學的排比過程中所體現出的中西史學比較的思想,同“中心論”與“異同論”相比,則更加明確地給出了中西比較的方向 求得“新的世界性新史學所從出之途徑”。換言之,《通說》所蘊涵的中西史學比較的學術思想意義同其他學者的探索是兩個不同的層次,前者是對具體比較方法的探索,是方法論的范疇;后者則是在前者的基礎上,轉向對新史學思想產生方法的追求,是對實現學術價值目標的探求,是對中西史學比較具體方法的超越,而向求得新史學思想之產生而努力的新思維。但同“中心論”與“異同論”已廣為人知相比,這一新思維尚未引起充分重視。

　　《史傳通說》寓方法於內容,使中西史學比較作為新史學所從出之目標突出,在實証中促成了比較方法的超越,而引中西史學比較進入追求新史學思想產生方法的新境界。可以說是中西史學比較在“中心論”與“異同論”以外的又一新思維。

　　《史學通說———中西史學之比較》  ﹝美﹞汪榮祖著  中華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