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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階層固化的成因與對策
蔡志強
2011年06月27日13:54   來源: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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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紀80—90年代末,中國的工人、農民這兩大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迅速分化。其間所有制結構調整和分配模式的變化加劇了階層的多元性。但是不到20年的時間,階層分化的速度趨緩,開始呈現固化趨勢。科學看待中國社會階層現狀,對有效落實政策,完善社會管理,保障社會和諧發展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和理論價值。

  中國社會階層發展現狀

  階層是指由於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等因素不同而形成的社會集團,本質上是作為一定所有制形式和勞動方式的產物。階層劃分主要受收入狀況及所從事的經濟活動影響,在一定階段還受意識形態影響。

  我國傳統意義上的階層劃分,主要是以所從事的職業來對人群的身份進行界定,如古代有士農工商的社會結構劃分。1949年到1978年我國社會群體主要分為工人、農民兩個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改革開放后,隨著所有制結構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的變遷,中國的社會階層逐漸分化。政府和社會都期望發育龐大的中等收入階層以建立社會穩定的橄欖型結構。許多人認為,到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當中國中間階層達到人口總量的40%左右,社會就進入基本穩定的狀態。

  但在實踐中,中國至今尚未形成穩定的橄欖型社會結構。中間階層的發育遠未像預設的邏輯有效展開,其總體比例依然較小。在分化還不充分且尚未定型的情況下,階層固化的趨勢明顯加速。表現為社會縱向流動的通道日漸狹窄,下層社會向上流動受阻,社會結構調整速度變慢,制度變革與調整的動力減弱﹔大量剛剛擺脫貧困狀態的階層,面臨著難以共享發展成果的窘迫境地,以至有學者質疑:誰偷走了中國的中產階層。孟子曾經說過:“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如果社會上有一個龐大的群體沒有穩定的財產性收入,這樣的社會環境容易導致道德失范,信仰迷失,從而造成社會失范、失序。這一邏輯並非意味著富人有恆心窮人無恆心,而旨在說明物質充裕和保障有力可以維護社會良序。這從另外一個層面表明了所有制結構完善和清晰的權利邊界對社會穩定所具有的意義。

  不少學者認為階層“總是一個階級的具體化”。改革開放初期的階層分化直接對傳統的社會管理模式造成沖擊,習慣了階級斗爭分析框架的人們難以適應社會如此多元的利益主體的各種需求。階層分化是社會沖突的結果,也是社會協調的過程。階層分化的結果有利於社會過程的多樣性和穩定性。從我國社會階層的分析來看,學者們提出了當前我國階層的諸多觀點,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種:碎片化、斷裂化、層理化。所謂碎片化即分化了的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不再扭結,呈現無序狀態。斷裂化則認為隨著貧富差距的拉大,社會結構出現斷裂,兩極化的群體不再有共同利益。所謂層理化,即社會群體橫向流動的通道相對暢通,上下流動的通道阻滯,階層之間形成了分明的界限並且難以實現利益的交流。其結果是階層關系固化特點。

  中國社會階層固化的主要原因

  1.所有制結構變遷引發了階層分化與固化的雙重趨勢。所有制結構調整和城鎮化的推進,勞動力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業、不同地域的流動和勞動形式的多樣化逐漸改變了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隊伍結構,社會階層的構成也發生了新的變化:在工業化、城鎮化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工人、農民階級迅速分化﹔城鄉人口從體制內單位迅速向體制外單位流動﹔多種分配形式引致社會各階層收入差距的擴大,財富積累的失衡問題凸顯﹔各項社會制度不健全,市場機制發育不夠完善的現實導致不同階層在地位提高上出現不平衡,並使得原本就稀缺的公共產品在分配中更加緊張。

  多種所有制形式下的分配,以及生產要素分配標准的不確定性,容易形成普遍意義上的利益分化。改革從根本上說是利益的調整,但是由於客觀存在的主體多元和權力失范,易於形成非市場因素造成的貧富分化,並使得下層社會難以平等擁有發展條件,逐漸失去向上流動的動能。

  2.改革開放初期物資匱乏條件下採用的傾斜性政策遭遇調整困境。改革開放初期,社會財富極度匱乏和我國百廢待興的局面決定了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時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在此基礎上,黨和政府緊緊圍繞中國社會發展最關鍵、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將資源投到經濟基礎比較好、發展最需要的地方,實現了國民財富的有效積累。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東中西部發展不平衡問題逐漸凸顯,富裕階層和貧困階層的差距和分歧日益加大。基於此,黨和政府及時將“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政策調整為效率和公平同等重要。但是30多年改革開放的過程,社會已經形成了既有制度框架下的運行規則和利益群體。隨著改革的深化和利益格局的進一步調整,既有政策的受惠者中有一些人由於擔心失去已有利益,轉而反對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希望按照既有的制度、政策繼續維護自己不斷擴大的利益,導致改革動力缺失。而許多失地農民和城市失業人口則因為難以佔有資源和政策優勢而逐漸失去向上流動的能力。這個意義上的階層固化在本質上是大多數群體難以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獲得公平的機會和公共服務的結果,是社會不平等結構的固化。

  此外,較長一段時間裡,國家政策制定和落實更多還是按照工人、農民的階級身份或者區域劃分來安排的,較少專門針對某個階層。這固然有利於維護公平,但是在利益分化加劇的市場經濟環境下,粗線條的政策過程難免存在缺陷。特別是社會利益主體日益多元的情況下,一方面是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增加了政策協調的難度,且很難界定政策過程中的實際受益者和可能存在的利益受損者﹔另一方面是一些富裕階層可以通過他們佔有的資源優勢讓政策過程向這些階層傾斜,從而使得其他階層難以獲得相應的資料和服務,導致兩極分化加劇。

  3.中國既有的教育體制逐漸無力承載階層流動的職能。中國傳統社會裡,晴耕雨讀是中華民族的生活方式。在科舉制度下,通過知識來改變命運幾乎成為士子寒門的不二選擇。中國社會也因此增強了自組織能力,並能夠在生產力較為低下的情況下實現社會的有效治理,維持了制度的相對穩定性。在教育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今天,通過接受教育來改變命運的通道漸顯逼仄。一方面是教育產業化背景下,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依舊隻有8.9%,文盲率佔4.08%。另一方面是競爭激烈的就業環境使得“拼爹”替代了品學兼優成為就業過程中讓人無奈且悲涼的“硬件”,並使得世襲貧窮成為人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當教育體系本身無法承載社會流動的責任時,社會就需要有新的通道來實現社會群體向上流動的可能。但是我們很難為如此龐大的社會群體提供足夠的資源和制度平台以保障上下流動的渠道暢通。由此引致的權力和資本介入加劇了特權對公義的侵蝕,進一步固化了下層社會階層。因此,完善教育保障,為發展差異極大的中國提供盡可能公平的、均等的教育政策和資源,既有利於提高民族素質,增強落后地區群體參與競爭的能力,也有利於維護公平。這是當前亟需引起注意的問題。

  4.階層固化還源於多元價值主體加大了政府協調社會的難度。社會生活中的不同階層或階級,在社會過程和政治過程中擁有不同程度的權力和聲望。通常情況下,地位較高的人“擁有最多的權力和制定社會規程、決定政策以及推進社會活動的影響力”。文森特認為,隻要當權力集團的成員認為它會對他們產生某種影響——或許對其地位產生威脅時,它就成為社會問題。一個社會階層的成員傾向於從他們自己的階層觀點來看待現實,並形成一整套本階層獨特的對自身和他人的道德和生活方式的認識。因此,在一個群體看來是重要的問題(如福利、社會保障或稅收漏洞),在其他群體眼中可能沒有什麼社會價值。正如前文述及,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資源配置不是一個平均用力的過程。效率優先的政策在執行多年后,發達地區、富裕群體顯然很難理解欠發達地區、貧困群體的生活需要和政策訴求。

  社會分化帶來的直接結果是導致政府政策越來越難以協調不同利益群體的需要。一個年收入幾百萬、幾千萬的群體和一個年收入十萬、五萬、甚至不到兩萬的群體,對黨和政府的政策需求是存在巨大差異的,同時他們佔有資源的能力和方式也差異巨大。在多元階層中,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過程很難實現對所有階層的有效覆蓋,由此所有的政策過程必然無法讓所有階層滿意。如果道德難以協調彼此的利益需求,沖突就必然發生。我們知道,沖突過程首先是對沖突的感知,當一個群體感覺到自身所處群體的需要、動機和價值觀等與對方存在差異因而在目標上與另一群體不可調和,即會產生緊張狀態。而當一方基於對沖突的感知而採取某種行動去損害對方利益時,沖突即進入公開化階段。表現為制度不完善情況下事實存在的一部分甚至是特定階層對另一部分人利益的侵害和佔有,而另一部分人難以認可既有的政策過程,存在較大的相對被剝奪感和被剝奪感,要求改革分配制度,完善福利保障和救濟制度。

  推動階層流動,保障社會和諧的對策

  階層固化在中國社會發育不完備的情況下,極易形成社會的兩極分化。一方面是不完善的制度難以避免強勢階層佔有更多的政策資源﹔另一方面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多元生產要素參與財富分配,本身就可能造成財富實現的巨大差異。因此需要通過黨和政府為社會成員提供公平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暢通階層流動渠道,避免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按照斯科特的觀點,分化是一個社會充滿生機和活力的表現,一致是這個社會走向僵化和死亡的標志。社會和諧發展首先意味著階層的充分分化﹔同時意味著分化的階層擁有利益的和諧。利益和諧是和諧發展的前提,需要落實到政策和制度層面。

  一是完善所有制結構和分配制度,實現階層合理分化和趨中性流動。所有制結構調整是深化改革開放的制度性動力源。當前需要完善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形式,以此改變社會階層的結構和社會分配方式。完善分配制度目的就是要落實黨的十七大和十七屆五中全提出的“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公平”。分配制度要充分體現公平性,維護社會群體的合法權益,要能夠鼓勵人們合法經營,肯定人們辛勤勞動的價值,避免行政過程對一部分群體的利益造成傷害,使社會財富的積累和配給符合基本的公平原則,使階層流動擁有激勵機制,並最終形成有利於中等收入階層成長的制度環境。

  二是要建構有效的社會保障機制,避免弱勢階層失去流動能力。社會保障是現代社會治理理念的基礎性制度,也是黨和政府的基本職能。當一個人“窮到要飯和餓肚子的時候,蔑視一切社會秩序的傾向也就愈來愈增長了。”基於此,黨需要領導政府建立並逐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構造一個以社會化為標志的生活安全網絡,包括失業救濟、傷殘保護、優撫安置、社會福利和保險、貧困扶助等﹔與此同時,政黨需要協調社會力量,在培育社會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能力的過程中,讓社會承擔相應責任,提供社會保障的物質資源﹔另一方面,調整社會保障的基本理念,提倡社會群體參與社會工作,降低其固化可能。

  三是完善就業結構,推進城鄉統籌的有序深化。在社會生產體系中,階層流動是以職業為載體展開的,完善就業結構和薪酬機制有助於階層流動的深化。城鎮化進程是讓最為龐大的產業工人和農民階層實現流動的重要力量,但也是可能導致處於弱勢的農民群體和傳統產業工人迅速被繁榮拋在腦后。因此,一方面需要通過法治建設來避免可能出現的對弱勢群體利益進一步損害的問題﹔另一方面,在城鎮化進程中,通過政府主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來調整產業結構,對舊有生產體系中釋放出來的農民和工人實行技能培訓,增強其適應性和競爭力,加速社會階層流動。

  四是發揮基層黨組織的作用,協調社會關系。黨的基層組織擔負著聯系群眾,凝聚群眾,教育群眾和服務群眾的基本功能。通過基層黨組織作用的發揮,推動基層社會發育,實現對階層流動的價值引導和組織保障。
(責編:鄭光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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