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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世致用”學術傳統的定位與詮釋
孫家洲 高宏達
2011年03月31日13:32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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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梳理我國傳統學術資源時,對若干沿用日久的學術概念,學人們有不同意見。但學術概念的定位與詮釋,對於學術發展的影響是長期的,因此對其展開討論,當然有其必要。其中,關於“經世致用”學術傳統的不同評價,就值得我們關注。

  劉夢溪、余英時兩位先生有一篇對話,標題很醒目:《“經世致用”的負面影響》。首先應該肯定的是,對話者對於傳統學術在當下的命運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余英時先生的觀點自有表述周備的風范,劉夢溪先生則對“經世致用”的負面作用,加以態度鮮明的批評:“這種傳統過於看重學術的目的性,把學術隻作為一種手段,不知道學術本身也是目的。”他還指出,“經世致用思想也有負面影響,它也是造成中國學術不能獨立的一個原因。”(參見搜狐網《讀書·明報·大家大講堂》、《和訊網》《讀書·明報月刊》文叢的同題文章)如此重大的問題,不同觀點的討論,理應繼續展開。

  “經世致用”的評價,是一個十分重大的學術問題,可以從許多不同的層面展開,這恐怕不是幾篇討論文章就可以達成共識的﹔但“經世致用”在傳統學術史的地位,這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應該首先展開討論。

  關於“經世致用”的基本詮釋,學界往往以“學術思潮”或“學風”來做概括。如《辭海》的解釋為“明清之際主張學問有益於國家的學術思潮”,這樣的定義,如果從突出明清之際學林風尚的歷史性轉折而言,無疑是正確的。在“明清易代”的現實沖擊之下,以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李颙、顏元、李塨為代表的一大批著名學者,力倡“經世致用”之學,使之形成了一股有影響的社會思潮。這批關注時政的大學者,在總結明朝滅亡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痛批明代儒林的學風空疏不實,對國家命運造成了災難性后果。如此強烈的反思意識,把學林風尚與國家興亡直接對應的擔當意識,確實是明清之際學術思想的特點與亮點。但是,以“明清之際”與“學術思潮”兩個關鍵詞來界定“經世致用”,顯然是不完備的定義。

  “經世致用”之學固然在明清之際的影響極大,但它並非一個時代的特色之學、專有之學。由明清而上溯,我們首先會發現,在必須面對時代巨變的南宋學林,也有“經世致用”思想的勃然興起。在浙東學派中,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大力提倡經史之學必須經世致用,強烈抨擊理學家奢談“心性命理”的空疏學風。以薛季宣、陳傅良、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在對理學的“空談”發起猛烈批評的過程中,把經世致用之學與功利之學結合起來,由此形成了他們的思想特色,也奠定了他們在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

  如果僅僅從南宋、明清之際“經世致用”大盛的歷史片段立論,或許容易得出“經世致用”是應對現實刺激而發生的務實之學、功利之學的判斷。其實,這樣的判斷,依然不足以論定經世致用在我國古代學術史上的地位。筆者願意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理解經世致用:

  其一,經世致用是傳統學術經典中的精髓。

  經世致用的思想,在先秦時代的經典中,就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盡管先秦諸子的學術主張有許多歧義,以至於后人已經習慣於按照“百家爭鳴”的術語,來概括這一時期學派林立、觀點各異的學界特點﹔然而,如果我們以俯瞰的視角來分析和總結包括儒學在內的各個學派的主要特色,並且嘗試以最為簡潔的語言來加以表述,那麼,筆者願意把它概括為為人、為學、為政之道。其主要內容無不關注於講究如何為人處世、如何研討學問、如何治國理政以達於濟世安民等。因此,先秦諸子均是“入世之學”(道家之流派中,有標榜逍遙、出世者,名家以思辨著稱,似乎與“入世”有異,但其立學之核心,亦未曾逾越“入世之學”的大范疇)。他們投身學問的初衷、追求學問的目的,基本都是為了應對現實社會提出的問題,為了探討家國天下的“經濟之道”。先秦諸子的學問,就是經天緯地的大學問、濟世安民的真學問。他們做學問,不曾把自己置身於世道之外,去追求所謂“純粹的學問”,而是自覺地把認識自己所處的時代、影響或改造所處的時代,當作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為此,不惜給自己壓上一副沉重的擔子。我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責任意識”、“承擔意識”、“使命意識”,莫不來源於此。如果我們說,廣義的先秦諸子之學,是我們傳統學術的基石與經典﹔那麼,我們就應該同時承認,“經世致用”既是構建傳統學術體系的核心價值之所在,也是學術精髓與學術宗旨之所在。

  在“經世致用”的歷史定位方面,我們同樣不應該“數典忘祖”。以孔子、孟子、荀子為杰出代表的先秦儒學,本來就是充滿著“入世”、“救世”情懷的學派。孔子面對“禮崩樂壞”的春秋末世,整理古代典籍、推行社會教育、實際從政、周游列國以宣傳其政見,到了“席不暇暖”的程度,無一不是為了改變社會動亂的局面。孔子的經世致用精神,是一以貫之的。當時人形容他是“累累若喪家之狗”,孔子對此形容的反應是“欣然笑曰:‘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魏晉之際的學者王肅對此有個注解:“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累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累然不得志之貌也。”(《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正文及注引王肅之說)明知自己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秩序,很難在現實中得以建立,依然不屈不撓地為之奮斗。其實,這就是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論語》卷七《憲問》)精神的歷史內涵。

  孟子的“義利之辨”、“王霸之辨”、“仁政”之說,對“獨夫”暴君的批判,對“重民”思想的強調,同樣是鮮明的“經世致用”之學。

  荀子的“經世致用”色彩,比孔孟更具有務實的色彩。對此,白奚先生有很好的分析:“荀子則是以儒家學說為基礎來吸收法治的思想,提出了以禮治為主法治為輔的政治模式理論。……彌補了傳統儒家的不足,等於為儒家的政治理論進行了一次大換血,使之活力大增。經荀子改造之后的儒家學說最適合大一統的封建統治的需要,因而成為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採用的指導思想。”(白奚:《稷下學研究》,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82—283頁)荀子對於經世致用的強調,已經到了不避諱功利的程度。

  戰國時代的孔子后學,大多選擇了以學問濟世、以學問干政的道路,完全符合儒學自身的發展邏輯。史稱:“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史記》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傳序》)

  與儒家並列的其他學派,同樣以各種方式強調著共同的理念:學術要有經世之心、濟世之效。對此,司馬談在《論六家之要指》開篇之處就引用《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涂”之說,並且進一步論斷:“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以匯集學術名流而著名的稷下學宮,就是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學術中心。活動於其中的“稷下先生”,司馬遷如此記載他們的學術生涯“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史記》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傳序》)司馬氏父子的論斷,明確無誤地指明,“六家”學派與“稷下先生”(他們無疑構成了戰國學術的主流)都是關注世道治亂、並且願意以其所學影響世主進而改造社會的“入世之學”,實際上就是“經世致用”之學。

  在漢代曾經發生過很大社會影響的兩部典籍《大戴禮記》、《說苑》,對學問應該付諸實踐的觀點,有非常透徹的論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大戴禮記解詁》卷三《曾子立事》)“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也,入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說苑》卷第十六《說叢》)這裡一再強調的是:君子之學,一定是不務虛談的力行之學,一定要有落實於社會實踐的追求與能力。

  其二,經世致用是“國士”的情操所在、境界所在。

  重視把學習所得的學識,以“力行”的方式,付諸於實踐,貢獻於社會,是我國傳統文化熏陶之下成長起來的仁人志士為人處世的重要原則。

  諸葛亮的《出師表》,傳為岳飛所作的《滿江紅》詞,范仲淹的直抒胸襟“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張載的慷慨立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東林黨魁顧憲成的一副名對“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顧憲成在書院時論及學者必須關心時政的一段名言“官輦轂,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齒也”(《明儒學案》卷五十八《東林學案一·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這些千百年來傳誦不斷的勵志名言,均可推許為古代“國士”情操與境界的代表作。其中最為動人心魄、令人肅然起敬的,恰恰就是以“經世致用”為學問宗旨的襟懷與抱負。

  歷史小說《三國演義》“諸葛亮舌戰群儒”中,給我們提供了兩類“飽學之士”的典型:諸葛亮與江南群儒。兩者之間的根本區別就在於:諸葛亮是“國士”,是經世致用的代表人物﹔而群儒不管在精通經典方面有何卓絕之處,從氣度格局而言,不免“書生”之譏。

  至此,我們可以斷言:“經世致用”,不是明清之際才形成的學術流派,也不是一個“學風”、“思潮”所能夠涵蓋的問題,而是古代學術經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其精華之所在。要了解“經世致用”的要義,不僅僅要在傳統典籍之中尋覓經典論斷,更應該致力於在“經世致用”的仁人志士的社會踐履中,去體悟他們的境界與追求。如果從后者的視角,來為“經世致用”確立一個定義,關鍵不在學問的格局大小、精致與否,而在於治學的宗旨與境界。“經世致用”必定強調要關注社會現實,有面對社會問題的勇氣,致力於達到濟世安民的目的。在這一宗旨的激勵之下,一部分中國的傳統知識分子,形成了“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與境界。在其社會踐履的層面,就表現出講求功利、尚實務實的思想特點。對這些志士仁人的事功評判,后人盡可見仁見智﹔但是對於支撐著他們的治學宗旨與為人胸臆、處世境界,我們卻唯有表示敬重與欽佩。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對原本意義上的“經世致用”如果要有所批評,理應慎之又慎。必須要明確的前提是:你將要批評的是“經世致用”自身,還是某些人將“經世致用”作為一種學風付諸實踐時形成的流弊?兩者之間,本非一事,不可混為一談。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國學院)
(責編: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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