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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鼎新:中國大一統的歷史根源
2009年12月21日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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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為什麼能在春秋戰國的歷史發展中走向統一,並在以后兩千多年的大多數時間內保持了統一,而歐洲卻在羅馬帝國垮台后始終處於分裂局面? 面對這個問題,人們首先會想到地理因素。在春秋時代,中國的核心地域東鄰太平洋,西靠重山峻嶺,北為大漠,南是蠻夷之地,其面積僅僅在150∼200萬平方公裡之間。相比較而言,歐洲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從古希臘開始就涉及到北非、西亞、東歐等地,其面積可達春秋時代中國的近十倍。統一這一“任務”對歐洲來說顯然要艱巨得多。地理條件雖然重要,但卻不是決定性因素。比如,印度次大陸的面積200多萬平方公裡,且四面都與外界有很大的隔絕。從地理來說,其形成統一的條件應該與中國差不多,但是印度卻在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長時間的統一,而第一次把全印度持久地“統一”起來的竟然是大英帝國治下的東印度公司。此外,在秦朝統一之初中國的核心地域有限,雖然統一之后中國的版圖不斷擴大,有些朝代的地域甚至大大超過了今天中國的版圖,但是古代中國版圖的增大並沒有摧毀中國的大一統局面。因此,地理條件顯然不是決定中國統一和歐洲分裂的根本性因素。以下,我想就中國是怎麼獲得統一以及這大一統局面是怎麼得以維持這兩個相關問題,為讀者作出分析。

  中國是怎麼走向統一的?

  一個國家為了贏得戰爭就必須擁有良好的軍隊、有效的經濟生產和稅收能力以及對國家的管理能力。戰爭因此會促進國家機器的發展和國家戰爭能力的進一步增強。當一個地區國家力量的發展形成了“一山難容二虎” 的局面時,統一就在這一地區成了可能。在古代,一個地區的統一基本上都是長期軍事競爭下的結果。但是,雖然國家力量在戰爭中總會得到發展,它的發展程度卻會受到一個地區所特有的結構條件的約束,戰爭與國家力量的發展之間並不具有一個簡單的線性關系。比如,羅馬垮台后歐洲逐漸形成了四個主要權力階層:國王、貴族、教廷和后起的城市中產階級。歐洲中世紀的戰爭雖然也大大增強了國家的力量(比如,英法兩國在百年戰爭(公元1337∼1453)的推動下同時產生了隸屬於國王的常規軍和對百姓的直接稅收能力),但是在貴族、教廷和城市中產階級多重力量的鉗制下,歐洲的國家力量始終不能得到中國式的發展。

  與歐洲相比,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的社會結構顯得十分簡單。春秋之初,中國社會僅有兩個權力階層:君主和貴族。春秋早期,中國北方地區國家的軍隊大多數由貴族所控制,因此戰爭往往有助於該地區貴族勢力的發展(在同一時期,魯國出現了“三桓”,齊國出現了“田氏” ,宋國出現了“七穆” ,而晉國則出現了“六卿” )。公元前6世紀∼前5世紀中葉,北方各國的貴族勢力不斷坐大。於是就出現了“封建危機”,導致了“田氏代齊” 和“三家分晉”。當年的貴族搖身一變成了國君。

  在晉國,魏、韓、趙等貴族勢力在分晉之前,已經在自己控制的領土上逐漸推行旨在削弱他們屬下的貴族勢力的、以郡縣制為中心的、非世襲性官僚體制,並在土地所有制、稅收與法制上作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三家分晉后,為了進一步加強君權以及國家的戰爭動員能力,魏、韓、趙三國先后發起了在法家哲學思想指導下的全面性的改革。“三晉” 中,魏國率先進行了改革。此后魏國實力大增,稱雄戰國,迫使其他國家加以效仿,於是就形成了一個從公元前5世紀后半葉至前4世紀中葉的旨在強國厲兵的法家改革浪潮。由於沒有歐洲式的教廷勢力和城市中產階級勢力的抗拒,更加上北方各國的貴族勢力在“封建危機”后均走向式微,戰國時的國家因此就能在戰爭的推動下幾乎毫無阻擋地走向強大。顯然,中國強大的官僚制國家並不是通常所說的“治水農業”的產物,而是產生於春秋戰國時代戰爭背景下國家和社會的互動。

  在戰國諸雄中,秦國的貴族勢力相對薄弱,因此改革更為容易推行。同時,秦國因為發起改革較晚而能借鑒他國之經驗。因此秦國能採取相比其他各國來說更為徹底的改革。改革后,秦國借助其有利的地勢,從渭水順流攻擊“三晉”,依長江直下包抄楚國,不久就在戰國七雄中取得一國獨大的地位。一個“一山難容二虎” 的局面逐漸成型。

  我們知道“國際社會”、“國際法”和“主權”觀念的產生,以及民族主義的形成是近代歐洲沒有能形成大統一的兩個重大原因。“國際社會” 等觀念不但約束了歐洲各國的行事方式,而且保証了不同的國家在面對“國際規則違反者”時能團結起來(這就是為什麼在面對路易十四、拿破侖和希特勒時,歐洲都最終能達成持續的團結,直至勝利)。同樣,民族主義的產生促進了統治精英和百姓對異族統治者的反感,從而大大加強了征服的代價。在中國,法家改革的成功和法家思想在政治層面上的一家獨大使得“現實主義”成了戰國時期國際關系的唯一准則。任何類似於“國際社會”、“國際法”和“主權”等以價值為主導的國際關系觀在戰國時期都失去了市場。於是乎,不但反秦“合縱”難以持續,各國還“以鄰為壑” 試圖把秦國這一禍水引向他方。秦國因此能施行“遠交近攻”,各個擊破,把中國帶向統一。

  法家改革的成功還避免了一種“類民族主義思想”在當時中國的形成,這也加速了中國的統一進程。為了吸引民眾從軍,國家一般會採取以下三種方法(當然,一個具體的國家不會僅僅依賴一種策略來動員民眾加入戰爭):1.用金錢來雇佣民眾﹔2.通過一種意識形態,使得人們覺得是在為自己的命運而戰﹔3.採取“大棒加胡蘿卜” 的方法通過強制來脅迫民眾從軍,並通過獎勵勇敢來鼓勵獻身。理論上來說,強制性能力差而財源滾滾的國家會採取第一種方法,強制性能力很強的國家會採取第三種方法,而財源不夠同時強制性能力不強的國家會採取第二種方法(現代民族主義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在歐洲形成的)。戰國時代法家改革的成功大大加強了國家的強制性能力,使得當時的統治者無須通過煽情讓人們覺得他們是在為自己的命運而戰,而直接採取了“大棒加胡蘿卜” 的方法通過強制性手段來迫使民眾從軍,這就阻止了“類民族主義思想” 在當時中國的形成,從而大大便利了中國的統一進程。(楚國的法家改革比較不成功,楚國延續了數百年的貴族勢力因此也得以延續。正是由於有著很強的貴族文化和貴族認同的存在,使得楚國成了戰國七雄中唯一出現了像屈原這樣能被今天的歷史學家塑造為“愛國主義者”的地方。)

  在描述戰國晚期的歷史時,《史記》裡出現了如下類型的記載:秦國在打仗前會派奸細到他國傳播比如他國的將軍將要投靠秦國的謠言,使得他國的國王撤免(甚至是殺害)這一將軍,並任命了一個無能的替換,從而導致了秦國的軍事勝利。對於這類記載,傳統史家往往會通過指責他國國王的無能來解釋。事實上,這兒有著一個很簡單的規律:一旦沒有“民族主義” 和“愛國主義” 這類思潮,國家就會像一個個公司,政治家們可以自由跳槽,擇木而棲。在這一結構下,大公司(秦國)不會懼怕它的CEO去他方屈就,而小公司則得時時防范雇員跳槽,《史記》中的這類故事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現的。民族主義的缺乏也在這一意義上加速了中國的統一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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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陳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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